第十四章 拉伯雷（第2/4页）

在这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当然要厉害得多。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发雷霆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个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几个爆竹，没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学院则不同，它坚定地捍卫正统派和旧学，在其权威受到质疑时绝不容情。而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总是给予其由衷的合作，何况还有牛津大学助阵。

天哪，拉伯雷一离开学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喝美酒，爱讲同伴僧侣的可笑故事，他的所作所为比这些严重得多——他经不起诱惑学起了“邪恶”的希腊语。

这消息刚一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那里，就立刻下令搜查他的寝室。结果发现满屋子的文学禁书，还有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德(3)的书。

这个发现太骇人了，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们到处活动，才帮着他摆脱了困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上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前面我已经讲过，起初修道院曾经是文明的前哨阵地，僧侣和修女为提高教会声望方面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经预见到，修道院过于强大的发展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尽管人人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却迟迟不见什么行动。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共识，觉得天主教会是一个平稳的组织，由一小撮高贵的独裁者无声无息地，甚至是自动地管理着，从来没有遭遇过普通百姓构成的其他组织中司空见惯的内部动荡。

这真是大错而特错。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或许是由于误解了一个词造成的。

沉迷于民主思想的人们，听到谁宣扬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为震惊。

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如果这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需要跪在地上说‘阿门’服从他，这个组织管理起来倒也不难。”

对于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取得正确而公正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关于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屈指可数。

而且，凡是属于重大的决策，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商讨才能确定，决定之前的辩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整个躯体。因此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而且一旦生效并入国家的最高法，任何进一步的争论都将结束。

倘若有人声称，治理美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全体人民都会坚定地支持宪法，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好像说，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所以他们都是些驯顺的羔羊，会放弃任何拥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权利。

果真如此的话，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日子就好过了。但是只需对近1500年来的历史稍作肤浅的研究，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有些维护新教的斗士们写文章，说罗马当局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全力谴责的那些邪恶事情一无所知，其实他们才是对事实一无所知，要么就是被追求美好事业的热情冲昏了头脑。

像阿德里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这样的教皇，都知道自己的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可是，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指出丹麦王国内有些腐败的事情是一回事，而要铲除那些邪恶的弊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劝诱

有人以为，一个诚挚的人凭借无私的努力，能够在一夜之间推翻数百年的积弊。那位不幸的王子并不是这种美好幻想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当年俄国有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地知道，统治着他们的帝国的旧官僚机构已经腐败无能，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于是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推行改革，结果失败了。

有多少美国公民对这件事进行过反复思考，却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议制政府（像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希望的那样），而推行民主政体，最终将造成体制上的一系列无政府的状态啊。

然而，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这种问题开始引起公众注意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十分复杂的地步，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动乱，否则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而社会动乱是大部分人都想竭力避免的可怕事情。他们为了不致走向极端，便对旧的、老朽的机制竭尽全力地修修补补，同时祈祷出现奇迹，使机制再次运转起来。

依靠一些宗教组织建立起来的并维持运转的蛮横的宗教和社会独裁，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邪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