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每一本书在写作中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它出现在前50页,有时则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来。实际上,一本没有遇到过危机的书,就好比是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这本书的危机几分钟前刚刚出现,因为现在我感到,在1925年写一本主题是宽容的书籍,似乎显得很有些荒唐。迄今为止付出的全部劳动看起来都是浪费时光。我本来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怀特的著作堆起来,用我自己的书籍把它们引燃,一把火烧光。

这该怎样解释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位作者用过长的时间对一个主题冥思苦想,心情必然会感到有些烦躁。其次,是担心这种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再次,还担心这本书会为那些不太宽容的同胞提供素材,让他们顺手从中找出一些事实作为为自己的恶劣行径辩解的依据。

但是除了这些问题(大多数严肃书籍都有这些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那就是“体系”的问题。

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开头、有结尾。这本书已经开了头,但是它能有一个结尾吗?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举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都打着正义和公正的旗号,骨子里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绘出当专制(不宽容)被抬高为美德时,人类陷入的苦难日子。

我可以对专制进行谴责和嘲弄,直到我的读者们异口同声地高声呼喊:“打倒这该诅咒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变得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该怎样达到。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告诉你该怎样做。上个星期日我读到一个函授课程的广告,里边有249个科目,这家学院保证把你教得出神入化,而且学费比较低廉。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承诺,能用40(或者400)个课时教会你“如何变得宽容”。

就连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开很多秘密的历史,也无法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帮助。

是的,人们能够写出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论述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具体的事实。即使缺乏其他资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维护这些东西或者反对这些东西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从这些出色人物解决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从他们对饮食的爱好,对烟草的态度,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裤子,我们都能够对他们积极拥护或者强烈痛斥的思想得出某些结论。

但是从来没有把宽容当成自己事业的人。那些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热情工作的人,他们的宽容之举也只是偶尔为之罢了。宽容是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医生或者谦恭的艺术家。国王处理日常事务时,医生为病人治疗时,艺术家制作雕塑时,也许会为宽容说上一两句好话,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并不是他们的终生事业。他们对它感兴趣,和喜欢下棋或者拉小提琴一样。而且因为他们各自属于某一个群体(设想一下斯宾诺沙、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斐逊和蒙田是如何能够成为好朋友的!),所以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之处。不论是当兵的人、测绘人员,还是拯救世界免除罪孽的人,都会在性格中有相通的特质。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很想求助于名言警句。不论碰到什么进退两难的困境,总会有一两句名言警句能够解决。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1),甚至老贝恩汉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记忆中,乔纳森·斯威夫特(2)曾经说过,大多数人从宗教中学会了痛恨别人,而不是热爱别人。很遗憾,这句金玉良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有些人拥有的宗教理念并不比任何人少,却竭尽全力地痛恨别人;还有些人完全缺乏宗教的慧根,却对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充满了慈爱。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找出自己的答案。经过一番必要的思考(但是还掺杂着一种不确定的感想),我想说一说我以为是正确的东西。

那些为宽容而奋斗过的人们,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中都掺杂着疑虑,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疑虑决不会达到转化为绝对信念的程度。

在当前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满腔热情地高喊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百分之百地赞同那个。我们也许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迪,它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