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第2/3页）

但是，几个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或者主教也并不特别痛恨的人，无意中胡乱开了几炮，却刚好把这座古老的大厦给弄倒塌了。

来自布拉格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瘦子”(2)没能实现的，关于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却被一群杂七杂八的普通百姓实现了，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能成为教会虔诚的弟子，诚心行善，安然享天年（最好不要夭折）。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有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的。

就以马可·波罗为例子说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旅行家。他说自己见识过许多奇妙的景观。当他说起金碧辉煌的御座像塔一般高，还有花岗岩城墙足可以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直引得那些见惯了西方城市小场面的邻居们哄堂大笑，并称他为“百万金币马可”。

对此，马可·波罗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束手无策，但是他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算不上是一个好作家。对文学，他带着自己的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偏见。一个绅士，哪怕是理应擅长复式簿记的威尼斯绅士，也应该挥舞长剑，而不是耍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肯改行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狱中，为了消磨难熬的铁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一个贫苦人讲起他平生的奇遇，而那贫苦人碰巧是个作家。欧洲人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了解了世界上很多前所未闻的事情。马克·波罗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小亚细亚看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诚的圣徒挪动了约4千米，为的是让异教徒见识一下“真正的信仰的力量”；他还轻易地相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在过去的1200年间，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游记那样动摇过教会的地理学概念。

当然，马克·波罗自始至终都是教会的虔诚弟子。假如有人把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他一定会怒发冲冠。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对知识的渴求，他付出了被监禁14年和10年不准读书写作的代价。

但是两个人比较起来，波罗的危险性却大得多。

这是因为在10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能够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与当时的神圣思想对立的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而每一个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从马克·波罗那里知道很多《旧约》的作者们压根就没想到过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世界还没有获得一点儿自由之前，仅靠一本书的出版，就能够引起对《圣经》的权威性的反叛。大众的启蒙从来都是数百年辛勤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生动明了的叙述，是人人都能够听懂的，这确实为怀疑精神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怀疑精神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个特征，它使得人们可以说、可以写一些几年以前还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事情。

以薄伽丘的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后听到的第一个奇特故事为例。按照故事(3)所说，所有的宗教体系大体上都是对错参半。如果真是这样，既然它们都有对有错，怎么能因为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观点就判处人绞刑呢？

而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死的时候是罗马教会机构中一位备受尊崇的官员，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过程中，他确凿地证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其他西部省份送给教皇希尔维斯特”的说法（历任教皇一直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是整个欧洲至高无上的主人），全然是一个拙劣的骗局，是教廷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官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几百年凭空捏造出来的。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更实际的问题。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圣奥古斯丁的教导，认为谁相信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类存在，谁就看不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也就没有理由生活在世上。而当公元1499年达·伽马第一次赴印度航行归来，向大家描述地球彼端那些人口众多的王国时，这些虔诚的信徒到底是如何看待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朴素的人们一直以为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当“维多利亚号”(4)环绕地球航行平安归来，证明《旧约》的地理概念有相当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又该相信什么呢？

我还要重复一下我在前面说过的话。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觉地致力于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也常常令人遗憾地表现出缺乏真正的情趣。在这300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享乐的欲望支配着。教皇虽然会对一些臣民的邪恶思想怒声呵斥，但是只要这些反叛者非常健谈，而且懂一点绘画学和建筑学的知识，他都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热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萨伏那洛拉，还有那些年轻聪明的不可知论者，则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后者攻击基督教宗旨的诗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远远大于良好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