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漫漫求知路（第2/4页）

几年之后，圣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宣讲的新教义对当地珠宝商人的生意繁荣有所威胁，因为这些珠宝商靠贩卖当地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发了大财，于是金匠行会差点儿把这个不速之客用私刑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有的宗教崇拜谋生，而有些人的思想却能够把群众从原有的神庙吸引到另一个神庙，自古以来这两种人之间就存在着公开的争斗。

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谈到那些宗教迫害案例时，只有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才会遇到三种不宽容形式中的一种形式。通常情况下，在引起我们关注的迫害案情中，这三种形式的不宽容常常是并存的。

一个组织掌握着巨大的财富，管理着成千上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并占有成千上万的农奴，自然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那些试图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一群农夫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消灭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这属于第三种——源自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但是还有一群人也受到官方的大力压制，他们是些科学家，这个时候该问题就变得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了。

要理解教会当局对待试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所持的乖戾态度，我们应该回溯几个世纪，看一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欧洲实际发生了哪些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无情地横扫了欧洲大陆，污浊的洪流中只剩下零星几座罗马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原先这些城墙内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书籍都已被波浪卷走，他们的艺术被深深埋在新的无知的泥潭之下，他们的收藏品、博物馆、实验室和图书馆，他们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素材，全部被那些来自亚洲腹地的粗俗的野蛮人用做燃料，投进了篝火。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10世纪的几个图书馆的书目。那时，西方（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对于欧洲中部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希腊书籍。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它们确实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思想，只能去读他们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本（翻译质量很差）；打算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教授他们，除非能找到几个由于拜占庭神学之争到法国或意大利避祸的希腊僧侣。

拉丁文的书籍倒是不少，但大多数是写于4世纪至5世纪的。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手稿，经过反复的漫不经心的传抄，它的内容已经不能让人看懂。除非有人一辈子研究那些古文书。

至于科学书籍，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欧几里得习题，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更令人痛心的是，再也没有人需要这些书了。

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科学怀着敌意，对任何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研究都不支持，更不用说什么医学、天文学了。科学已经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再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用现代的眼光理解当年的那种状况，是十分困难的。

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20世纪的人都深深地相信进步，尽管并不清楚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但是我们都把这当做一种最神圣的职责去努力。

是的，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有时似乎成了一种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同意这样的理念。

希腊人曾梦想世界充满美丽和乐趣，但是这梦想只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席卷这个不幸国家的政治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样的美梦，大多数希腊作家从此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观察着往昔是幸福家园的废墟，对所有世俗的努力彻底地绝望了。

而罗马的作者们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向上的趋势，他们的哲学家（尤以伊壁鸠鲁学派最为著名）则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兴致勃勃地担当了教育年轻一代的责任。

后来出现了基督教。

人们感兴趣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向了另一个世界，一夜之间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深渊，只有在绝望中逆来顺受了。

那时人是有罪的，人的天性和喜好都是罪恶的。人在罪恶中孕育，又在罪恶中诞生，他在罪恶中成长，又在对罪恶的忏悔中死去。

但是这种绝望和那一种存在着差别。

希腊人觉得他们比别人更有知识、更有教养（也许确实如此），他们还很怜惜那些不幸的野蛮人，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宙斯的选民，并因此觉得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

旧世界重新到来

然而，基督教却没有超出自己的前身犹太教的境界。当基督教徒把《旧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经》的一部分时，他们就继承了那条不可思议的犹太教教义，认为他们的族人与其他民族“不同”，人们只有公开宣称信仰某些官方确认的教义，才有希望得到拯救，否则只能被贬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