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向书本宣战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难了。我就像一个自幼受训做小提琴手，可是到了35岁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我一架钢琴，并要求我像克拉威尔那样当演奏家，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学到了某一个领域的技艺，却不得不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去。我所学的是从一种确定的事物存在秩序出发，观察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这是一个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大臣的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世界。而且，在我年轻的时候，上帝仍然是人们心中天经地义的万物之尊，需要用最高的崇敬和礼仪来对待。

后来，战争爆发了。

事物旧有的秩序被彻底打翻，皇帝、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委员会的命令正式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宣布为所有古代先知的继承人。

这一切当然不会长久，但是文明要花费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此时，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东西，但这并不容易。

就拿俄罗斯的问题来说吧。大约20年前，我在那块“圣地”待过一段时间。我们拿到手的外国报纸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版面涂满了一种黑乎乎的东西，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鱼子酱”。这些东西是小心的政府为了不让心爱的臣民看到某些内容而涂上去的。

人们普遍把这种监督看成“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复苏，让人难以接受。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存了几份涂着“鱼子酱”的滑稽报纸，以便拿给国内的人看，让他们知道闻名遐迩的俄国人实际上是多么的愚昧与落后。

后来，伟大的俄国大革命到来了。

在过去的75年中，那位俄国革命者始终在大声疾呼，他是被迫害的倒霉虫，一点儿自由都没有。作为证据，他指出，所有倾心社会主义事业的杂志都受到了严密的监督。但是在公元1918年，劣势者转而成为了优势者。那么，又怎样了呢？得到自由的朋友们取消了报纸审查吗？根本没有。他们关闭了所有不对新主子说好话的报刊，把许多他们不中意的编辑送到了西伯利亚或天使长那里（除此之外，并无选择的余地）。总之，他们表现出的专制要比“小白父”为害四方的部长和警长表现出的超出很多很多倍。

我是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这个社会信奉弥尔顿的格言：“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发言和自由地辩论，才是最高形式的自由。”

如同电影中说的“开战了”，于是《登山宝训》被列为亲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国民中自由发行，编辑和印刷商胆敢出版就要被罚款或者监禁。

看到这种情形，真觉得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放弃研究历史，改行写短篇小说或者做房地产生意。

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承认失败。所以，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让自己记住，在一个十分规范的国家里，每个守法的公民都有去说、去想、去发表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只要他没有妨碍别人的幸福与舒适，没有违背文明社会的良好礼仪，没有触犯当地警察当局规定的任何法规。

当然，这会使我被列为一切官方检查制度的敌人。但是依照我的个人之见，警察当局应当留心那些靠色情内容牟利的报纸和杂志，至于其他的，谁爱印什么就印什么好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改革家，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不愿意浪费精力，而且我非常熟悉近500年来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暴力镇压，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益处。

胡言乱语就好比是炸药，只有当被放进密闭的狭小空间，并且在原本不受外力的情况下突然受到冲击时，才会是危险的。一个满脑子半生不熟经济学思想的倒霉虫，如果任由他去演讲，也吸引不了几个好奇的听者，恐怕还会被人嘲笑一番，说他瞎费工夫。

还是这个人，如果被大字不识的粗鲁法官戴上手铐，关进监狱，判处35年单独监禁，他就会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推崇为烈士。

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做坏事送命的人和做好事牺牲的烈士一样多，前者都是些狡猾至极的家伙，没有人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镇压

因此我要说，让他们去说，让他们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当然应该听一听；如果不是，它们很快就会被忘记。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帝国时代之前的罗马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自从罗马军队的总司令成了帝王，成了朱庇特的后裔，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人，远远地离开了普通凡人，情况就变得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