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疯狂的彩虹

第二天早上，我无意中等待的消息传来了。《新海峡时报星期刊》躺在塑料袋中，挂在我酒店房间的门把手上。内页上只有几行字，3月20日发自金边：

联合国驻柬埔寨的一架直升机坠地，机上二十三人全部受伤。机上人员包括联合国特派团邀请到柬埔寨的十五名欧洲记者、三名国际官员和五名俄罗斯飞行员。直升机在降落到吴哥古庙附近的暹粒市的过程中失去高度控制，翻转几次后从约五十英尺高的空中跌落到跑道上。目前没有人员死亡，但一些伤员脊柱受损，病情严重。联合国特派团命令所有苏联制造的其他MI-17型直升机在完成对事故的调查之前暂停飞行。

读到新闻的第一刻，我毫无感觉。然后我瞬间体会到一种狂喜。我感觉好像已经读过自己的死讯，却为自己还活着而欢喜。我有一种与人分享喜悦的冲动，想对第一个经过的路人说：“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但周围没有人。黎明初晓，酒店里空无一人。所有可以打电话的人（在曼谷的安吉拉、在欧洲的孩子们）此刻都在睡梦中。我的脑袋里涌出了一千个问题，各种零碎的想法不断升腾。我想到了香港的占卜师，猜想坐在那架直升机上的人是谁——可能是替代我的同事乔辛姆·霍兹根。我心想我多么幸运。我想去机场乘坐开往金边的第一班航班。现在预言已经实现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不是？这次事故不是进一步的警告吗？这一年还没有结束。

我着迷般不断重读那段文字，仿佛它们有什么魔力。然而，最终，那似乎也只是一条普通的新闻，寥寥几行，描述了一件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与我无关，与新西兰证券市场崩盘、孟加拉国刮台风、菲律宾的渡轮沉没之类的新闻无异。现在我关心的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如何与《明镜周刊》取得联系，如何帮助霍兹根。就是这样：当你有义务在身、必须办正事的时候，你会将情绪暂且放在一边。保持实际的必要性可以防止你被情绪压倒。这就是为什么人死后有那么多仪式。如果不必考虑葬礼，如何着装，使用什么样的音乐，那么失去亲人的悲伤将是无法忍受的。每个人都有分散注意力的方式。

那天是星期天，曼谷办公室休假。但是我电脑的通讯录里有一位德国医生的手机号码，他是金边联合国医院的负责人。伤者肯定送到了这里。

“《明镜周刊》的霍兹根？是的，他在这里……等一下，我去他的床边。”几秒钟后，乔辛姆接起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大叫：“去你的占卜师！看到了吗？他是对的，该死的！”他的腿摔断了，脊髓受到压迫，但是可以痊愈。他告诉我，直升机的后旋翼突然停止运作，飞行员失去了控制。飞机撞击地面后，油箱渗漏，几个同事发现自己已被汽油浸透。幸运的是，现场没有出现火花。

我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出去散步。穿过皮特街的庙宇，我有一种感谢神灵的冲动。我买了一把线香，插在好几个祭坛上，心想这一页算是翻过去了。

事实并非如此。直升机的事故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我不能把它看成是预言的兑现，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次单纯的巧合。我不断提醒自己，在理性世界中，每个预言都是半真半假的，直升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坠毁。但我很难放松心情，并接受这次事故只是简单的统计概率问题。

直到那一刻，占卜师的预言都像是一场游戏，而我不坐飞机的决心也是一场和自己的较量。现在，游戏结束了。这不再是一桩理论上可能实现的事。有些东西正在凝视着我，让我感到害怕。这一次没有人给我建议。对幻想或恐惧的主观预测完全无用，因为这个消息是客观事实：直升机已经坠毁。

这证明占卜师是对的吗？他“看到”了什么？“看到”？我内心最深处绝不希望如此。我喜欢把这种超自然现象看作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我想坚持自己的怀疑，不想成为信徒。我所有的生活都避开了信仰，当然不想说服自己接受这种信仰。通过接受占卜师的预言、决定不坐飞机，我想为我的生活添加一点诗意，而不是另一个绝望的理由。如果这次事件证明命运已经安排好一切，那么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还要活着？

自年初以来，我特别关注飞机坠毁或紧急降落的报道。每次我都自问是否原本会乘坐此次航班。答案总是否定的。但是这一次？在柬埔寨！我很有可能乘坐。我本应该乘坐那架坠毁的直升机。毫无疑问。那它的坠毁是我的错吗？我突然感到一阵内疚。我的朋友——《世界报》的克劳德·波蒙蒂以及《明镜周刊》的摄影师艾拉·查普莱都受伤了，还有可怜的霍兹根，他顶替了我的职位。就我而言，我因一则预言而没有与他们一起飞行是不忠的行为。是的，但是如果我也在飞机上，现场是否会产生火花将所有人烧毁？我的思绪已无法控制，不停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