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

瑞菲医生的诊所在赫夫纳公寓里，巴黎布庄的楼上。通往诊所的楼梯只在最顶处挂了一盏煤油灯，光线昏暗。灯用小托架固定在墙上，灯罩脏乎乎的，锡制的反光镜已经生锈发黄，并且积了一层灰。上楼之人走的每一步，都已经有无数脚步走过。脚步的践踏使脆弱的木板弯曲，留下了深深的凹痕。

你走到楼梯顶向右拐，就能看到诊所的门；左边则是黑漆漆的楼道，堆满了破烂。旧椅子、木匠的锯木架、梯子和空箱子，全藏在暗处，等着被剥皮抽筋。这些废旧物品都是巴黎布庄的。如果店里的哪个柜台或是一排货架没用了，职员就会搬到这儿来，为破烂堆添砖加瓦。

瑞菲医生的诊所有一个谷仓那么大，肚子又圆又大的火炉摆在中央，底部是一堆锯屑，用钉在地板上的厚木板拢在一起。门边有一张大得夸张的桌子，本是赫里克成衣铺的家私，用来陈列客人定做的衣服。如今，桌子上堆满了书、酒瓶和手术工具。桌子的边沿有三四个苹果，是约翰·斯帕尼亚德留下的。约翰是个育树工，也是瑞菲医生的朋友，苹果是他进门的时候悄悄从口袋里拿出来放下的。

中年时的瑞菲医生是个高个子，为人拘谨。那时候他还没有灰色的大胡子，只有嘴唇上留着褐色的胡髭。优雅大方也是老了之后才有的事，年轻时的他总是不知道手脚该往哪儿放。

在夏天的午后，伊丽莎白·威拉德常常踏着老旧的楼梯去找瑞菲医生。她已结婚数年，儿子乔治已经有十二三岁了。她的个子也很高，只是如今开始佝偻，走动的时候没精打采，身子像是被什么拖着。表面上她是去找医生看病，但十次里有五次，看病并不是主要内容。他们的确是会聊一聊她的健康状况，但大多数对话围绕的是她的生活，或者说他们俩各自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温士堡生活冒出的想法。

在空荡荡的诊所里，一男一女就这样坐着，看着对方。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许他们长得不同，比如说身材的胖瘦、眼睛的颜色、鼻子的高矮，或许他们生活的周遭也不同，但他们却有同样的心思，渴望着同样的表达，会给旁人留下相同的印象。后来他年纪大了，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妻子。他经常跟妻子说起和女病人共度的时光，也倾吐了许多没能向伊丽莎白表露的话。老年的医生几乎变作一个诗人，对发生的一切有了一种诗意的理解。“到了这个年纪，祈祷成了必需品。所以我造了一些神出来，向他们祈祷。”他说，“我不用言辞祈祷，不下跪，只要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在夏日午后，主街上热得静悄悄的时候，或是在阴沉的冬天，诸神会降临诊所。我还以为没有人认识他们，可后来发现伊丽莎白认得，她跟我尊奉一样的神。我觉得她当时来诊所是想看看神，之后觉得有人聊聊天也挺开心。这种事真是说不清，不过我想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都是这样的吧。”

在那些夏天的午后，伊丽莎白和医生在诊所里不仅聊他们的生活，也聊着别人的生活。有时，医生会迸出几句富有哲理的警句格言，然后被自己逗笑。时不时地，在一段沉默之后，有人说了一个词语，或是话中有话，形成了奇怪的自嘲，有时愿望转化成了欲望，有时梦想本已奄奄一息，忽然之间燃起了熊熊烈火。大多数时候，说话的是女人。她自顾自说着，并不朝他看。

旅馆的女主人每一次来，说话都比上一次要舒展自如一点。她和他聊上一两个钟头，走下楼梯，来到主街上，感觉百无聊赖的日子焕然一新，又充满了活力，走路都变得跟个少女似的。可是，当她回到家里，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夜色又落了下来；旅馆餐厅的女佣端来了晚餐，她碰也不碰，任由饭菜在托盘里变冷。她的心思早已跑远，回忆少女时代的自己多么渴望探险，以及到了可以探险的年纪时，那些搂着她的男人的臂弯。有一个恋人她记得最清楚，每当他激动起来便会呼喊她百次千次，发狂似的说着同一句话：“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最可爱最亲爱的！”这些话所象征的东西，正是她心目中的生活应该有的。

在破旧的小旅馆的房间里，病恹恹的女主人掩面而泣，头一前一后地晃，耳朵里回响着唯一的朋友瑞菲医生说过的话：“爱就像一阵风，在漆黑的夜晚吹动树底下的草。爱情就是暧昧的，是生活中神圣的意外。若你非要弄个分明，搞个清楚，非要住到吹拂着轻柔晚风的树下面去，那么你只会早些收获令人失望的炎炎白昼；那刚因为亲吻而炽热、柔软的嘴唇，会覆上马车经过时扬起的灰。”

伊丽莎白的母亲在她五岁时便离开了人世，那时她还没开始记事，之后的童年也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人照顾。她的父亲是个喜欢清静的人，可旅馆的大小琐事让清静变得遥不可及。他身上的病一直不见好，最后同样死在了病榻上。他每天早上醒来还是笑容满面，可没过上午十点，心里的快乐便消失殆尽。今天有客人抱怨旅馆餐厅的东西贵，明天有铺床的女佣辞了工结婚去了，他气得一边跺脚，一边破口大骂。晚上睡觉前，他想到自己的女儿在流水般来往的住客周围长大，心里难过极了。女儿再长大一些，开始跟男人在晚上出去散步。他想跟她聊一聊，却总是忘了自己想说什么，每一次都不了了之，最后只记得整日抱怨自己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