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帕西瓦尔医生身材高大，嘴形如覆舟，上面留着黄色的胡子。他总是穿着一件脏兮兮的马甲，口袋里探出几支叫作“斯托吉”[1]的黑衣雪茄。他的牙齿发黑，崎岖不平。他的眼睛也很奇怪：左眼皮一抽一抽的，合上之后会啪地张开，好比是一幅卷帘，有人在他的脑袋里扯着拉绳玩。

帕西瓦尔医生很喜欢男孩乔治·威拉德。这份喜爱始于乔治在《温士堡鹰报》工作了一年的时候，而两人相识完全是医生单方面努力的结果。

快到傍晚的时候，威尔·亨德森，也就是《温士堡鹰报》的老板和主编，出发去汤姆·威利的酒馆。他顺着一条弄堂，从酒馆后门溜了进去，要了一杯用苏打水调制的黑刺李金酒。威尔·亨德森是一名感觉主义者，已有四十五岁，幻想着金酒使自己再次焕发青春。跟大多数感觉主义者一样，他喜欢聊女人。他跟汤姆·威利津津有味地扯了一小时的八卦。酒馆老板是个头小、宽肩膀的男人，两只手上有奇特的印记。那火红的胎记染红了他的手指和手背，也常染红男男女女的脸。他一边倚在吧台上和威尔·亨德森闲聊，一边搓着两只手。他的兴致越高，手指上的红色就越深，好像蘸了已经风干、开始褪色的血污。

当威尔·亨德森站在吧台边，一边盯着那双红手一边聊女人的时候，他的助手乔治·威拉德正坐在《温士堡鹰报》的办公室里，听帕西瓦尔医生侃侃而谈。

威尔·亨德森刚离开，帕西瓦尔医生就出现了。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一直透过自己办公室的窗口监视着这边，看着主编走进了弄堂。他从大门进来，给自己找了把椅子，点了一支斯托吉，跷起二郎腿，打开了话匣子。他似乎正执意说服男孩，某种他自己也无法定义的行事准则是值得采取的。

“你有留心就会发现，虽然我叫自己医生，但病人少得紧，”这是他的开场白，“背后是有原因的。这不是偶然，也不是说我的医术没有其他人高明。是我不想看病。原因嘛，你明白的，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是我性格的缘故。我性格当中，你想想看，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为什么我会跟你聊这件事呢？我也不知道。我倒不如不说话，你眼中或许会流露出更多赞美。我渴望你的钦佩，这没错。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才会说这么多。是不是很好笑，嗯？”

有时候，医生会慷慨陈词，洋洋洒洒地道出关于自己的长篇故事。在男孩看来，这些故事言之凿凿，并且蕴含了丰富的道理。他对这个肥胖邋遢的男人产生了钦佩之情。等到下午时分，威尔·亨德森一出门，他便翘首以盼医生来访。

帕西瓦尔医生来到温士堡约有五年了。他从芝加哥过来，刚到的时候醉醺醺的，还跟脚夫艾尔伯特·隆华斯干了一架。两人是因为一只行李箱打起来的，最后医生被押去了镇上的拘押房。出来后，他在主街下坡底的补鞋铺子楼上租了一间屋子，挑出一只招牌，宣布诊所开张。虽然门可罗雀，来的还都是付不起钱的穷人，但他似乎不缺钱花。他就睡在脏得要命的办公室里，要吃饭了就去火车站对面小木屋里比夫·卡特开的食堂。夏天，食堂里到处是苍蝇，比夫·卡特的白围裙比地板还要脏。但是帕西瓦尔医生不在乎。他雄赳赳地走进食堂，甩二十美分在柜台上。“这些能买什么就给我什么吧。”他笑着说，“把原本就卖不掉的给我吧，对我来说没差。我本是人中翘楚，你知道的。我何必为自己吃什么而苦恼呢。”

帕西瓦尔医生说给乔治·威拉德听的故事自莫名其妙处始，于莫名其妙处终。有时，男孩想这些故事一定都是他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转头又坚信其中藏着真理大道。

“以前我也跟你一样，是个记者，”帕西瓦尔医生开篇道，“在艾奥瓦州的一个小镇上——还是伊利诺伊州来着？我记不清了，哎，反正也不重要。说不准我是在隐瞒自己的身份呢，不想说得太具体。你有没有奇怪过，我什么活也没干，怎么有钱花？可能我是江洋大盗，或者来这里之前犯了谋财害命的事。很值得玩味的说法，对吧？如果你真是个机灵的记者，会把我调查一番的。在芝加哥，有个克洛宁医生被杀了。你听说过吗？几个人把他杀了，藏在行李箱里。第二天一早，他们将行李箱运到了城市的另一头。行李箱就放在特快班车末尾的那节货厢里，凶手就坐在那里，没事人似的。他们一路穿过安静的街巷，家家户户都还在睡大觉。太阳刚从湖面上升起来。单是想想他们坐在火车上，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跟我现在一样，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有意思吧？搞不好我就是其中一个呢。那样，事情就有意想不到的反转了，你说是吧？”帕西瓦尔医生重新捡起话头，“嗯，反正那就是我了，一个报社的记者，跟你现在一样，到处跑，发表些豆腐块大小的文章。我的母亲很穷，收脏衣服来洗。她的梦想是把我培养成长老会[2]的牧师，我那时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