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高而瘦削，天花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点点疤痕。她不过四十五岁，生命的火光却已因为某种罕见的疾病而暗淡。她会在乱糟糟的旧旅馆里转一转，病恹恹的，瞧瞧那些褪色的墙纸和破烂的地毯。当她有力气四处走动时，就做些清洁女工的活，周旋在被肥胖的男旅客弄脏的床铺之间。她的丈夫汤姆·威拉德清瘦文雅，宽肩膀，走路很快，迈着军人的步子。他留着黑色的胡子，两尖修得高高翘起。他尽量不去想他的妻子。他将那缓缓穿过走廊的、高高的、幽灵似的身影视作家丑，一想起她便怒气上涌，口吐脏话。旅馆已经不挣钱了，很早就濒临倒闭，他多希望自己能脱身。他觉得那座老房子，还有和他同住在里面的女人，属于一败涂地、即将灰飞烟灭的事物。他曾满怀希望地在这旅馆里开始他的生活，而如今，旅馆成了徒留旅馆模样的鬼魂。当他衣冠楚楚、像模像样地穿行在温士堡的街巷，会不时停下步子，忽然掉头，像是怕旅馆的鬼魂和那女人的鬼魂会尾随他到街上。“这该死的生活，该死！”他噼里啪啦一顿空骂。

汤姆·威拉德对乡村政治满怀热情，一直在共和色彩浓厚的社区中做民主党领袖。他跟自己说，有朝一日，政治形势会掉转风头顺着我吹，几年来徒劳无功的服务将在定功行封时变为赫赫政绩。他幻想着跻身国会，甚至登上州长宝座。有一次，党内有一个年轻的成员在一个政治大会中跳出来，鼓吹自己忠心诚挚的服务。汤姆·威拉德气得满脸刷白。“闭嘴吧你！”他大吼道，横眉怒目地瞪着周围，“你懂什么服务？你不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吗？瞧瞧我做了什么吧！我加入温士堡民主党的时候，在温士堡做个民主党成员还算是犯罪呢。以前啊，我们简直是被举着枪追杀。”

伊丽莎白和她的独生子乔治之间有一种深厚而无言的同情做纽带，追根溯源是一个早已消逝的、少女时期做的梦。儿子在的时候，她胆小拘谨。可有时儿子在镇上东奔西跑、采访新闻，她会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跪在窗边那张厨房餐桌改成的书桌边。就在那里，她施行一遍对上天的仪式，半似祷告，半似要求。她小孩似的渴望某种东西重现，那东西曾经是自己的一部分，如今已遗忘了大半。她做的祷告便与此有关。“我就算死了也不会让失败靠近你半分。”她大声说，坚定之心至深至切，全身发抖。她目光炯炯，握紧拳头。“若我死后看见他成了个一无是处的庸人，我一定阴魂不散。”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请求上帝特赐我此恩惠，我坚决要求。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上帝用拳头打我。我愿承受任何打击，只要准许我的孩子能为我们俩抒发一点什么。”她顿了一顿，有些犹豫，凝视了一会儿男孩房间的四周。“也不要让他变得机灵，或成功。”她含含糊糊地补了一句。

表面上看，乔治·威拉德与母亲之间的交流徒有其形，毫无真情实感。她生病时坐在她房间的窗边，他偶尔在傍晚去探望。他们倚坐的那扇窗户临着一座木屋的屋顶，顺着它可以望见主街；转过头是另一扇窗，沿弄堂而开，弄堂在主街的店铺后蜿蜒，一直延伸到阿布纳·格罗夫的面包店的后门。有时，他们就那么坐着，山村生活的图景便在眼前徐徐展开。阿布纳·格罗夫会出现在面包店的后门，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或是一只空的牛奶瓶。这位面包师和药剂师西尔维斯特尔·韦斯特的灰猫宿怨不浅。母子俩看到，那只猫溜进面包店的后门，不一会儿又跑出来，身后追着面包师，大声咒骂，两手挥舞。面包师眼睛又小又红，黑色的头发和胡子沾满了面粉。有时他真的太生气了，尽管猫已经逃走，他还是把木棍、碎玻璃甚至营生的工具摔得到处都是。有一次他还砸碎了希宁五金店后窗的玻璃。灰猫蜷缩在弄堂里的大桶后边，桶里装的是碎纸和碎瓶子，上面有乌压压的一群苍蝇在盘旋。有一天，她一个人待着，看到面包师发了半天脾气又沦为徒劳，伊丽莎白·威拉德将头埋在修长白皙的双手间，哭了起来。自那天起，她就再也不朝弄堂里看了，想方设法忘记胡子大叔和猫咪之间的较量。在她眼里，这场角逐仿佛是她人生的排演，且生动得可怕。

傍晚时分，儿子和母亲坐在一起，沉默使两人感到别扭。黑夜降临，夜班火车驶进车站。楼下的大街上，沉重的脚步在木板人行道上来来往往。晚班车开走之后，车场里一片死寂。或许是斯金纳·李逊，特快班车的经理，将运货的小推车从站台这头推到了那头。主街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笑声。有人在砰砰地敲特快班车值班室的门。乔治·威拉德起身，穿过房间，摸索着找圆形的门把手。他撞上了几把椅子，凳脚摩擦地板，发出嘎吱的声音。生病的女人坐在窗边，一动不动，毫无生气，你可以看见她苍白无血色的手从椅子的扶手上耷拉下来。“我想，你还是出去和你的哥们儿玩吧。你老是待在家。”她说道，努力缓解男孩离开的尴尬。“我想着去散个步。”乔治·威拉德回答说，心里不好意思，又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