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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只不过是一个混杂着罪恶的情杀案。主人公卡门不属于文学史上那种窈窕淑女或高贵命妇的人物体系。她是一个邪恶的人物。她的职业就是犯罪，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有钱财可以偷可以抢，就成为她狩猎的对象。任何道德原则对她都是不存在的，唯一的原则就是有利可图。“在西班牙，一支雪茄的授受可以建立起一种友谊”，但在她身上也是行不通的，小说中“我”对她的善意，并没有妨碍她使这个外国考古学家怀里的金表不翼而飞。她进行抢劫和偷盗惯用的“武器”是她的色相，她为了走私帮某一笔大买卖，可以以卖身为代价。在这方面，她与娼妓没有多少区别，甚至比娼妓更为可怕，她的卖身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不仅要夺去对方的全部钱财，而且还有对方的生命。邪恶的生涯带来了她身上邪恶的特点：狡诈、欺骗以及某种程度的残忍和厚颜无耻，即使是对她如醉如痴的唐·何塞也称她为“妖精”，她也承认自己就是“魔鬼”，会害得唐·何塞“上绞架”。但是，卡门并不单纯是一个邪恶的形象。她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她具有一些“恶”的特点，梅里美却力图把她表现为一朵“恶之花”，赋予了她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让她与周围的环境鲜明地对照起来。她自觉地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声称自己“不属于这些恶棍的专卖烂橘子的商人国家”。她对这个异己的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表示公开的轻蔑，往往以触犯它们为乐事，还经常对那些不敢越出这些规范的庸人作风加以嘲笑。唐·何塞在还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化外之民”的时候，就被她揶揄地称为“金丝鸟”。她对这个青年的循规蹈矩表示轻视，说：“你是一个黑奴，愿意让别人随便拿一根棍子来驱使你吗？”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的形象，她以“恶”的方式来蔑视和反抗这个社会。她又是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不能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热爱自由和忠于自己。在她看来，“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她说：“宁可把整个城市烧掉而不愿去坐一天的监牢。”她力图保持自己个性的绝对自由，不受任何道德原则、习俗偏见的限制。她经常声称自己以吉卜赛人的方式来行动，也就是按自己的本性来行动。因此，忠于自己成为她特有的道德原则，当她爱唐·何塞的时候，她情愿在危急的关头与他共患难，一步也不离开；但当她对唐·何塞的爱情终止后，任何劝说和威逼都改变不了她的决定，即使是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她也始终不让步。于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坚持个性自由和忠于自己的原则，就成为卡门这个人物最突出也最吸引人的标志。这是她在精神上优越于很多爱情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所在，也是她成为文学史上最吸引人的一个艺术形象的原因。

《卡门》作为一篇爱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之所以特别有名，一方面在于它打破了当时资产阶级文学中爱情故事的俗套，竟然把一对情人的感情风暴描写得那么强烈可怕，以致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明显地赞赏了资产阶级作家经常向往的那种粗犷强烈的“激情”，别开生面地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爱情描写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典范，因而引起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广泛重视。

但在我们看来，小说的价值却在于作者赋予了这个爱情故事以较深的社会意义，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冲突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矛盾。男主人公唐·何塞本来和卡门是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他从和卡门相对立的社会阶层中出来，他的思想和愿望都打上了这个阶层的烙印。虽然他已经破落，但他以自己的贵族血统自豪。他本来要通过教会的道路向上爬，只不过因为游乐成性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他当上了班长，一心想逢迎上司以获得警长的臂章，还幻想当上军官。他循规蹈矩，从不敢越出自己作为国家机器一个小部件的职守和规范，他之所以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道路，成为社会的逃犯，并不由于他具有反抗性，而只因为他更爱美色，在美色之前身不由己，不仅再没有意志力去坚持他的功名打算，而且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与卡门串通一气，卷入了她的非法活动，最后成为了杀人犯。虽然他从原来和卡门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营垒中走了出来，与她为伍，然而身上毕竟还带着社会和传统的羁绊，这种羁绊始终和他的处境发生矛盾冲突，使他不甘心于这种非法的生活，念念不忘自己成了“坏蛋”，想要“重新做人”，而不像卡门那样认为这种生活本身就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因此，在卡门与唐·何塞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生活理想、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是非标准的矛盾。唐·何塞在迷恋之中又经常对卡门看不惯。他像那个社会里有攒财习惯的庸人一样，看卡门把金钱视为身外之物，任意挥霍，就不免有些诧异。他身上还有道德廉耻的影子，对卡门在行劫和行骗中不择手段，不时感到愤怒。卡门声称“自己永远是自由的”，这条原则他当然不能理解，也绝不承认卡门那种独立自由的生活态度，而要实行阶级社会中形成的那种男子对妇女的专横。卡门早就看出了自己和唐·何塞之间深刻的矛盾，也了解他们双方都是各自的原则和观念的固执的坚持者，因而也早就预感到他们会同归于尽。事实上，这一对男女最后悲惨的结局，正是两种观念、两种生活态度激烈冲突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