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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即统治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做了明显的否定。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就是精通法律、代表法律的巴里契尼，他完全是作者揭露鞭挞的对象。而且，法律在这里只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奥索希望“法律会替我报仇”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还几乎丧失性命。最后，惩罚了恶人的并不是法律和道德手段，而是奥索身上残留的科西嘉人的勇敢。在这样的描写中，作者突出了对统治阶级法律的蔑视与批判。

为了把这一批判的主题表现得更清楚，梅里美有意在作品中描写了两个强盗的形象。一个是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布兰多拉契奥，他因为报了杀父之仇而被迫流落绿林；一个是神学院的穷学生加斯特里科尼，他也是犯了命案而当了强盗。梅里美把这两个为法律所不容的人描写得十分令人同情、不同凡俗，在他们粗野的外貌之下有着除暴安良的侠义心肠，他们只与恶人为敌而保护穷人和弱者。他们把钱财视为粪土，当奥索送给布兰多拉契奥一些钱时，他当即予以拒绝，声称自己“不是乞丐”。作者还通过人物之口，指出他们是“公开地反抗社会”，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他们拒绝了奥索要他们回到社会中去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恶浊的，在那里“金钱代表一切”，而他们自己却“不谈金钱”，“只看重绝对自由的生活”，自认为精神上道德上都高于社会。他们以一种自豪的感情这样宣称：“我们在枪弹射程以内到处称王，发号施令，除暴安良……这的确是最合乎道德的……我们绝不放弃……世界上没有一种生活比得上土匪的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梅里美还让他的强盗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加斯特里科尼能够随口引用拉丁诗人的名句，最后，当他摒弃社会生活的时候，却向奥索讨取了一本贺拉斯的诗集。这样，梅里美就完成了对他理想的强盗的勾画，在这勾画中，既表现了他对阶级文明的批判，又表现了他对古典文化的喜爱，在这里，两者是被区别对待的。

在《高龙芭智导复仇局》里，梅里美再一次表达了他对拿破仑时代的缅怀和对复辟王朝的反感。他通过英国上校这个人物之口，对拿破仑军队的英勇壮烈做了有声有色、十分动人的描写。他笔下的拿破仑旧部，不论是德拉·雷比亚上校，还是他的儿子奥索以及布兰多拉契奥，都是性格刚烈、光明磊落的男子汉，而在复辟时期得势的巴里契尼则卑劣猥琐、诡诈阴险。梅里美不仅在描写拿破仑与波旁王朝的反复斗争在科西嘉岛所引起的两派纷争时，把同情寄予德拉·雷比亚上校一边，而且通过不止一个人物之口，直接赞美了拿破仑时代。这些描写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然而，在复辟王朝已经垮台十年之久，法国社会政治生活又出现了新的课题的条件下，作者这种政治态度不过是属于历史范畴，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仅仅从历史的斗争中汲取自己的诗情，正反映出作者并没有随着现实的发展向前进，仍停留在他反封建复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阶段上。

《卡门》（1845）是梅里美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它叙述了文学史上一个极富有特点的爱情悲剧故事，表现了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

故事以平易而引人入胜的叙述开始：1830年初秋，“我”在西班牙进行考古活动，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个剽悍的青年，他是当地著名的大盗唐·何塞。幸亏有了“我”的帮助，唐·何塞在途中得以逃脱了官兵的搜捕。分手九个月以后，“我”再见到唐·何塞时，他已经是一个死囚了：他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卡门，自己也投官自首。在赴死之前，他向“我”讲述了自己与卡门的爱情悲剧。

唐·何塞原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青年，在骑兵团当班长，担任塞维勒城一个工厂的警戒任务。一天，一个名叫卡门的女工在吵架中砍伤了自己的同伴，由唐·何塞押送她进监狱。卡门是一个容貌妖艳、性格泼辣的年轻吉卜赛女人，属于一个走私集团，专事刺探消息、充当耳目，公开的职业和身份从不固定，以巫术和美色行骗是她惯用的手段。在去监狱的路上，她引诱唐·何塞放她逃走。唐·何塞因此受到降级处分，并在监牢里关了一个月。出狱后，唐·何塞又遇见了卡门，卡门为了报答他，成为了他的情妇。但卡门犯罪的职业和她放荡的品性，又使她经常与别的男人勾搭。在一次争风吃醋时，唐·何塞失手杀死了一个军官，成为法律所不容的杀人犯，他在卡门的帮助下参加了她的走私帮。不久，卡门原来的丈夫加西亚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棍，在他的带领下，这个走私帮更堕落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帮。唐·何塞因为憎恶加西亚的残酷，也因为要独占卡门，所以在决斗中杀死了这个恶徒，并劝说卡门和他离开西班牙到美洲去过新的生活，但为卡门所拒绝，他只好继续干着走私的行当。不久，卡门又另外爱上了一个斗牛士，这导致她和唐·何塞感情的破裂。唐·何塞哀求卡门继续爱他，被卡门断然拒绝，他盛怒之下把情妇砍死，自己也去自首，准备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