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第三人称的读书自述（第2/3页）

他尝试碰触到一点点读书的门径，是去复旦读研之后。他的导师许道明先生是治现代文学批评的专家，注重史料和理论，一入门就扔给他一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教他由此着手爬梳新文学的脉络。十余年后，有一位年轻的经受过系统学院训练的小说家对他讲，没有见过比他更爱看文论书的人。他有些讶然，随即就想起了那些在复旦文科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翻检西方和民国文论著作的日子。在复旦三年，他的变化，大概就是从一个从外部窥探文学的文学青年，慢慢转变成一个从内部理解文学的略有挑剔的半专业读者。而所谓的从内部理解文学，主要的途径，就是尝试借助另一些“魔眼”来理解文学，这种借助的过程，也就是拓展自身眼光的过程，因为从严格意义上，一个人只能读到他有能力看见的东西。哈罗德·布鲁姆有一本书叫做《如何读，为什么读》（How to Read and Why），特里·伊格尔顿对之颇不满意，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抛开具体的美学冲突，how to read，的确是摆在每一个年轻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他觉得，很多时候人们看似在读书，其实不过是被那些书读过一遍罢了，这种情况下，读好书和读坏书是没有差别的，可能后者还更不易增添读书人莫须有的骄横。

他所说的文论书，并非诸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或《西方文论选》这样的旨在用于教学和应付考试的概论或选编，而是具体的一本本原典。早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著译俱佳，却经常作为出版社库存积压书出没在复旦周围的打折书店里，他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大概诸如艾略特、瓦莱里、弗莱、巴赫金等人的文论，都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而雷纳·韦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那时候也正在由杨岂深、杨自伍父子一本本地翻译着，刚翻译出版到第五卷，而前几卷也都成了打折书店里被他和同伴觊觎的珍宝。至于他导师推崇的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和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也都一本本找来看过。他从这些杰出的文论著作中接触到一种智性与修辞的双重愉悦，一种堪与这些著作所谈论的伟大文学作品相媲美的愉悦。

他在学院里听课，读书，写投给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可是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特殊之处却在于，它们本身未必是严格的学问，虽然时常可以成为一切学问的作用之地、聚散之地。前两年他和一位非常投契的同龄诗人聊天，对方意外地提到巴赫金，并将这位俄国文论家的六卷本文集视为近十年来对其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他听了颇有会心。他觉得文学批评的有趣之处仅仅在于，那是密度更大的文学，就像诸多现代文学作品本身也是更为宽泛的文学批评一样。现代学术机制的确损害了文论的声誉，使之在很多普通读者眼中成为某种或望而生畏或令人憎厌或功利可用之物，然而，对于文学的深思和评判，本是远远早于现代学术机制就已然存在的事情，它存在于一个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词语当中，那就是“诗学”。

但亚里士多德本身是哲人，而非文学教授，这是一个基本认知。在亚里士多德与埃米尔·施塔格尔之间的鸿沟，并不比横陈在后者与孜孜于论文生产的学院众生之间的鸿沟要小，这是一个严酷的认知。

因此，在写完硕士毕业论文卷铺盖离开复旦北区宿舍之后，他有好几年再度陷入一种茫然无所凭依的读书状态。那几年他辗转于出版社、民营图书公司、杂志社之间，做的都是相似的工作——文字编辑。读书，重新成为一种似乎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和写作一样。作为一种练习，他有时也会给报纸写一些书评、影评或时评，这些写作需要他去读一些书，但毕竟都还是散乱无旨归的。年逾三十，他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无论是生活、职业的未来，还是作为一个阅读者或写作者的未来。

他试图振作一下，所以发心重新阅读古典诗，并重新在每周五下午去听张文江老师设在家里的课。那些讲课几乎都是针对一些最为卓越的古典文本的细读，后来张老师以这些讲课录音为基础出版了《古典学术讲要》一书，他逢人就会推荐，而他正是从这本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作为这本书前身的那些讲课现场中，理解到何谓有意义的学术，也理解到一种更切身的读书方式。

他从张老师这里懂得，每一种学问都有其自身的谱系，而理解一种学问，其最初和最终，都是理解这种学问的谱系。诸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和《汉书·艺文志》一类图书的重要性也在于此。但今日之学问又不同于晚清之学问，而先秦和古希腊之学又不同于今日之学。最好的学问都和人有关，理解不同时代的这些最好的学问也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些最优秀者的生命状态，而这些生命状态，可以反哺于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