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与相应

我最早去张文江老师那里听课,大概还是2003年前后的事。那时还在复旦念书,轨道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每周需要在北区后门坐537路公交车到人民广场再换一部公交,辗转一个多小时才到张老师的住所。最初的听讲虽然应该还有笔记,但在记忆里实在已经漫漶不清,只觉得和课堂上听到的完全不同。后来我毕业开始工作,心思散乱,有几年时间没有去听课,期间唯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医院看他,是大病房,每张病床前有帘子权作隔断,他躺在那里,看起来很憔悴,我们怕影响休息,坐一会儿就打算告辞,他却仍旧觉得有义务给我们讲点什么,好让我们不虚此行。我清楚地记得那次讲的是《易经》里的观卦: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

张老师自己的著作迄今并不多,其中,《营造巴别塔的智者》、《管锥编读解》是早年治学路径,和钱锺书研究有关,薄薄一册《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是二十年文章结集,这几年为人熟知的《古典学术讲要》则是张老师自己根据录音整理的课堂讲记。他这些年讲课之外的很大精力,都用以整理潘雨廷先生的遗著,从潘先生身后艰难出版的第一本书《周易表解》,到如今十余种潘先生著作在学人中间的流传,这遗著整理的工作二十年不辍。在张老师看来,潘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走出独特道路的大学者,整理出版其著作的意义,要远胜过自己的著书立说。今年出版的《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似乎仍可以看作这漫长的遗著整理工作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那些出自张老师自己的记述,自有其独特的节奏、音韵和气息,这本书也许正是这两者的结合。

《谈话录》由张文江老师随侍潘雨廷先生时的八本问学笔记构成,时间跨度是从1985年至1991年,近五十万字。其中第20页有一段对话:

问:似乎有一现象,真正的学者只在专业范围内知名,而全社会最知名的往往是二流学者?

先生言:永远是这样。

问:刚来先生处,听杜之韦谈先生,后来又听潘师母谈先生,又听介眉父亲谈先生,又听朱岷甫谈先生,以及其他人谈先生,和我自己眼中看到的先生,没有一个是相同的。难道各人之间的分歧竟有这么大么?

先生大笑。

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乃至不可沟通,大概是因为彼时彼刻同属于某一低维空间,故而歧路丛生,矛盾丛生,难以一一化解,读书问学的目标之一,就是于社会风尚之外求得真正好的老师,从而在精神上找到一条上出之路,如此才能更好地认识身处大地上的自己,得见生命的整体,从而也能更好地认识他人乃至世界。我于张老师家中听课日久,见客厅里人来人去,对于同样的讲课,各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和问题,各人眼中的张老师也面貌不一,“难道各人之间的分歧竟有这么大么?”张老师当年在潘先生处听课时的疑惑,亦是另一时空下我自己的疑惑,这疑惑在《谈话录》中,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张老师的客厅里,我也只见到他随叩随鸣,啐啄同时,想来潘先生当年也是如此吧。

《谈话录》第一则,记录潘先生谈“回向”:

先生言:

……回向的目的,是要成功一个大圆镜智,是转识成智的步骤。镜子照东西无遁形,但照后一样不留,清清楚楚(但实际仍全在)。如老太婆代人念经,画红圈卖钱,本身并无功德。

众生有烦恼障,菩萨无烦恼障,有知识障,回向可去除知识障。回向的方法是哪里来的就回向哪里,如写邵康节就回向邵康节,写熊先生(十力)就回向熊先生。故前日杜之韦认为不要读书,读书转增障碍是不对的。

此处为整本《谈话录》破题,可以见到张老师的文心。我虽对于回向的意思不甚了了,但依稀也能在张老师处时时感受到精深广博的知识是如何一一化作清明健朗的智慧,并作用于千差万别的生命,而读书若想避免转增障碍,大概也是要努力领略和珍重每本书背后具体作者的生命整体,不以偏概全,更不越俎代庖。

《谈话录》中的学问,语涉三教,兼及中西,又辅以八十年代读书人特有的对现代物理学乃至生物科学大发展的热情,加上谈话体本身当机立断的特征,故整本书森罗万象,繁复无端,学人至此,若不能平心静气,或许也会有如入宝山而空回的感觉。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一方面是要放掉一切成见和奢望,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自己能受用一分就是一分,不去苛求勉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那些从书中所得的受用,作为激发自己勤学的一个新触机,而非终南捷径。很多书,若无老师指引,的确是看不懂的,但是,在老师那里得到指引后,回过头来自己依旧要踏实地去学和思才是,所谓“得诀归来看丹书”,在纯粹比喻的意义上,这句格言亦可应用于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