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卡波蒂：重建与普通人物的日常交谈

两卷本《肖像与观察：卡波蒂随笔》中译本的出版，有助于改变一些我们建立在杜鲁门·卡波蒂这个作家身上的老生常谈，即一个自我放纵的天才，一个沉醉在名利场中的明星级作家，一个被毁灭性的成功击溃的悲剧人物，从而勾勒出某种令人扼腕的人生之弧。事实上，在这部由后人编辑、几乎涵盖其全部创作生涯的编年文集中，我能够看到的是，晚期卡波蒂的创作并未沉沦，相反，在品质上已经暗暗达到了某种骇人的高度，且是在绝对清醒自觉的状况之下完成的。

1980年，这时候离他去世还有四年，他写出了《窗中明灯》。讲述一个年轻人在寒冷的黑夜被酗酒司机抛弃在荒野，他走啊走，来到了一间有门廊的小木屋前，小木屋里有一位坐在炉火旁看简·奥斯丁小说的老妇人，有几只小猫陪伴着她。他请求借用电话，但老妇人邀请他留下来住一宿。于是他们聊天，就着火和酒，聊那些世人景仰的作家，梭罗、狄更斯、刘易斯·卡罗尔、霍桑……也聊政客、宗教、园艺、康涅狄格州严酷的冬日和遥远的地方，后来她送他上楼休息，床上盖着小碎布缝成的被子，漂亮又温馨。第二天早上，她又为他做好了早餐，然后他们开始聊到了猫。他说曾经养过一只暹罗猫，带它游遍世界，后来它死了，他都不忍心再养一只。

“那或许这个你可以理解吧，”说着，她带我走到那个大冷柜跟前，打开柜门。里面全是猫：冰冻的猫摆放得整整齐齐，保存得完好无损——有几十只呢。这让我感到很惊讶。“都是我的老朋友。就这么安息着。因为我无法承受失去它们的痛苦。完全无法承受。”她大笑起来，说道，“我猜你会觉得我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吧。”

有点儿疯疯癫癫。没错，有点儿疯疯癫癫，我在灰色的天空下朝着她指给我的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时候，心里就在这么想。疯疯癫癫，但却光彩照人：那是窗中的明灯。

这是篇小小的杰作。我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文体来称呼它，哥特式童话？叙事散文？抑或短篇小说。但很奇怪地，它让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老人与海》。

众所周知，在《冷血》大获成功后不久，卡波蒂就陷入一部名为《应许的祈祷》的著作计划的折磨中，他此时的抱负是写出美国的《追忆似水年华》，无情地记录他浸淫其中的富人阶层和名流圈众生相。在同样写于1980年的、为文集《给变色龙听的音乐》而写的前言里，他回顾这段尚未完结的历程，说：“现在看来，尽管这是场折磨，但我为它发生感到高兴；毕竟，它改变了我对于写作的整体理解，改变了我对于艺术和生活以及找到二者之间平衡点的态度，改变了我对什么是真相和什么是‘真正的’真相这两者的不同之处的理解。首先，我认为，大多数的作家都写得太多了，哪怕是最好的作家。我更愿意少写一些。要像乡间的小溪一样简单、清澈……但由于自我限制于此刻我正在运用的某一种形式的写作技巧，我并没有将我对写作的全部认知运用进去——那些我从电影剧本、戏剧、报告文学、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所学到的全部内容。一个作家应当将其所具备的所有色彩和所有能力在同一块调色板上调匀（以及在合适的情况下，同时应用这些素材）。可这又如何实现呢？我重新开始创作《应许的祈祷》……我不得不回到幼儿园。但我很兴奋，我感到一个无形的太阳在照耀着我……现在，我将自己置身于舞台中央，并以最苛刻、最细微的方式重建与普通人物的日常交谈：我住所的管理员，健身房的按摩师，某个老同学，我的牙医。在写出几百页这种率真的文字后，我终于形成了一种风格。我找到了一个框架，我可以将我对于写作的全部认知都融入这个框架中了。”

也许我引用得太多了。也许还不够多。我只是希望每个喜欢卡波蒂的读者都可以去看一下这篇饱含诚意与洞见的前言，以及同样收录在《肖像与观察》中的类似文章。无论外部生活多么混乱、跌宕，多么阴郁或华美，在写作的那些时刻，哪怕是躺着，他也一直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认为我对写作的理解很深。”在1972年一篇题为《自画像》的文章里他如是说。事实也的确如此。

“以最苛刻、最细微的方式重建与普通人物的日常交谈”，这几乎是卡波蒂一生写作的缩影。在为他赢得最初声名的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虽有自传成分，但最动人的部分却基于那个年轻叙事者对于他人而非自我的关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些逝去的模糊声音将总会萦绕他的梦乡。”而他最初发表在《纽约客》上的长篇非虚构报道，记录与一家美国歌剧团同赴莫斯科演出的历程，文章题为《缪斯入耳》，也很有意味地关乎声音。进而，每个杰出小说家关心的现实首先都是作为个人而非集体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其基本元素，不是情节，是声音，正在发生的和不断逝去的，人们日常交谈的声音。是这些声音将一个人从各种由人所制造的非人怪物手里抢救回来，赋予一个人生活的尊严；是这些业已不存在的、人的声音，参与创造出一个小说家要从时间之流中奋力夺回的，“作为幻相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