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我是在撰写有关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之时遇到“爱欲与哀矜”这个题目的，更准确地说，被赐予了这个题目。随后我便发现，这可能是令我最感兴趣的主题，自己长久以来的写作，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此有关，都可以统摄在这个主题之下。

最终被检选收录于本书中的二十余篇文章，其时间跨度约有十年，最早一篇写于2007年，是因《小熊维尼》而起，只有千余字；最晚的一篇《斯通纳，或爱的秩序》则写于一个月前，有一万四千字，是我迄今单篇写得最长的文章。这十年，恰好是我人生从三十岁走向四十岁的十年，也仿佛是身为写作者缓缓开启的十年。重读这些过往的文章，我意外地觉得尚有新鲜可取之处，并对艾略特的话产生深深的共鸣，他说，“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

这些作家，对我来讲首先是现代作家。我觉得，单就文学层面而言，今天的读者必须经过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的洗礼和引领，才有可能更切实地领略到古典作家的美好，这是因为，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无非是一些有力量先我们一步回返古典怀抱的人，也就是说，在爱的层面思索艺术乃至人类真理的人。

我不想具体标明每篇文章的写作或发表时间，也许，爱和写作，在其最激动人心的意义上，就是对于时间的克服。

张定浩 2016年7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