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 Supernatural Horror in Literature（第3/39页）

西方恐怖故事的大部分效果无疑发源于隐藏在市井之间，但历来被认为真实存在的邪恶教团，其夜间出没的教徒，以及他们古怪的习俗——源自一群在前雅利安与前农业时代游历于欧洲大陆的低矮黄种游牧民族——扎根于那些最令人憎恶，几乎无法追忆的古老的生殖祭祀仪式中 (9) 。尽管经历了德鲁伊教、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这一神秘的信仰仍在其遍布的地区由农夫们言传口授，并在今日被人称为“女巫祭典”：于沃普尔吉斯之夜与万圣夜——山羊与其他牲畜传统的交配季节——在偏僻的山林与遥远的高山中举行的仪式。它们最终造就了无数关于妖魔邪术的传说，也掀起了一阵狩猎女巫的浪潮——在美国以塞勒姆事件最为典型。本质上与其相似，实际上也可能与其相关联的，便是一手炮制了著名的“黑弥撒”的耸人听闻的秘密反宗教信仰体系，通称“恶魔（撒但）崇拜”。与此相比，我们也需注意那些动机一致，但手段更加科学或哲学化的人们的成就——便是诸如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 (10) 与拉蒙·柳利 (11) 之流，那个愚昧的年代所盛产的占星师、炼金术士与神秘学者。在中世纪的欧洲，恐怖精神因连年的瘟疫带来的黑暗之绝望而加剧，它在当时的深远影响和盛行迹象大约可以从那些悄声无息地爬上了教堂的恐怖雕刻上略见一瞥，而其中不乏诸多当时最为杰出的后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或圣弥额尔教堂上那些魔鬼般的雨漏石雕便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那时，无论是愚昧无知的农夫还是才高八斗的学者均对各种超自然理论深信不疑，无论是温和正统的基督教教义还是病态至极的巫术与邪法。一批文艺复兴时期的巫师与炼金术士也同样诞生自这种迷信的氛围之中——如诺斯德拉达姆斯 (12) 、特里特米乌斯 (13) 、约翰·迪伊博士 (14) 与罗伯特·弗拉德 (15) 等。

正是这种超自然沃土孕育了种类多样、形式不同的阴郁神话，即便在今日的怪奇文学中也仍有残存，仅是被现代的写作技巧所掩饰或转换罢了。其中多数来源于早年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也因此组成了人类精神遗产永久的一部分：纠缠活人、央求正式葬礼的幽魂，来自阴间并掳走尚存于人世的伴侣的不死恋人，乘夜风而来的引魂使者；狼人、密室、长生不死的巫师——这里的一切都能在已故的巴林—古尔德先生所编纂的中世纪神话编记 (16) 中找到原形。无论何处，只要是那神秘的北欧诸族的血脉流淌过的地方，这些广为人知的传说中的气氛便最为浓厚；而南方的拉丁民族只因天生具有一丝最为基础的理性，即便是他们最诡异的迷信与我们林生霜打的低语出奇地相似，出自本能的否认也会使其效力退却三分。

正如一切文学均发源于诗歌，我们也是在诗歌中首次遭遇了入侵正统文学的怪奇元素。有趣的是，其中最为古老的例子来自于散文诗：佩特罗尼乌斯 (17) 笔下的狼人事件，阿普列乌斯作品中那些毛骨悚然的段落 (18) ，小普林尼致苏腊的书信——篇幅短小却举世闻名——和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的希腊自由民弗勒干所编汇的古怪合辑《论天下奇闻》（On Wonderful Events ）——有史以来第一篇有关“尸体新娘”的故事《菲林尼安与马卡提斯》，便源自于弗勒干的汇编之中，之后被普罗克洛斯 (19) 引用，并在近代为歌德所写的《科林斯的新娘》与华盛顿·欧文的《德国学生》提供了灵感。但等到古老的北欧神话终于以文学的形式出现、怪奇元素成为正统文学的一部分时，它却又披上了韵律诗的外衣——这也便是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纯幻想文学作品的形式。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埃达” (20) 与“萨迦” (21) 充满了史诗般的宇宙洪荒之恐怖，磅礴如滚滚惊雷，并因尤弥尔与其无形之子嗣而战栗不已；我们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贝奥武夫》，与后来欧洲大陆上出现的“尼伯龙根传说”里也充斥着可畏的怪奇之物。但丁是在古典文学史中营造恐怖气氛的创始人之一，斯宾塞那华丽的诗节里也不乏对地点、事件、人物令人胆寒的描绘。此时的散文文学界又为我们带来了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其中包含了诸多在早先民谣里所描述的恐怖场景——兰斯洛特骑士从教堂里的尸体上偷取丝绸与佩剑的场景、高文骑士的幽灵、加拉哈德骑士所见的墓地之魔等，而其他相对粗糙的例子无疑更是在各类哗众取宠的廉价小册子的大肆抛售下，驱使无知的大众争先抢食。到了伊丽莎白时代，无论是浮士德博士、《麦克白》里的女巫、《哈姆雷特》中的鬼魂，还是韦伯斯特笔下以各式各样的血腥与恐怖为代表的戏剧，从中也不难看出公众思维对怪奇恐怖有着入魔似的迷恋。这种迷恋又相应地与当时对巫术真实的恐惧相辅相成——起源于欧洲大陆、之后在詹姆斯一世发起对女巫的狩猎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响亮地在英国人的耳中激起阵阵回响。由此，一系列对巫术与鬼神学的研究又被添入了流传潜伏的神秘诗文之中，为增进读者的想象开拓了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