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1月12日

我在一个跌宕起伏的夜晚结束之时写下这段话，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

我有一个儿子？

答案是我并不确定，但确实有些蛛丝马迹，而且我还有种感觉——或许可以说是一种极为顽固的感觉，这种感觉时常困扰着我，就像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乞丐，死命地拽着我外套的衣角不放。

当然，这并不是我唯一的精神负担。有些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像是要被回忆、猜疑、悔恨和悲伤压弯了腰。那些日子里，我仿佛能感觉到那些昔日的幽灵对我纠缠不休，挥散不去。

我们埋葬了霍顿之后，我出发前往美洲，而珍妮则返回英格兰生活，她回到了安妮女王广场，后来也一直未婚。毫无疑问，她失踪的这些年会引发无穷无尽的流言飞语，而成为猜测的对象肯定正合她的心意。我们之间互通过书信，尽管我很想说共同的经历已经让我们言归于好，但赤裸裸的现实却并非如此。我们互通书信是因为我们都姓肯威，感觉上我们应该要相互保持联系。珍妮不再对我冷嘲热讽，所以从这一方面讲，我们的关系确实是改善了，但我们的信件却是乏味又敷衍了事的。我们两人都已经饱受痛苦与不幸，这些伤痛足够延续我们整个人生。我们还能在信里讨论些什么？根本没什么可谈的。所以我们也只能讨论些空洞乏味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一直是对的——我也在悼念霍顿。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好的人，以后也不会见到。虽然对于他来说，他自身丰富的力量与品德却并不足够。他的男性尊严被人夺走了。他无法忍受、也不准备忍受这种屈辱活下去，所以等到我康复之后，他就自行了断了生命。

我为他深感悲伤，或许以后也将一直如此，我也为雷金纳德的背叛而悲伤——为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关系，也为我的人生建基其上的谎言与背叛悲伤。我还为曾经的我而悲伤。我身侧的疼痛从未褪去——疼痛不时还会发作——尽管我未曾允许自己的身体日渐衰老，但它已经自行决定这么做了。我的鼻子和耳朵上长出许多细小的硬毛。突然间，我的身手不再像以往那样敏捷了。虽然我在骑士团中的地位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复当年。回到美洲以后，我在弗吉尼亚建了一座农庄，种植烟草和小麦，有时我会绕着庄园纵马骑行，同时也意识到我的体力正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衰弱。上马和下马也变得比以往困难了一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做很难，只是比以前要困难一点，因为我依然要比只有我一半年纪的人更强壮、更快、身手更矫健，在我的庄园里，也没有哪个工人的身体状况比我更好。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比自己以往那样强壮、快速和灵巧了。岁月终究还是没有饶过我。

1773年的时候，查尔斯也返回了美洲。他成了我的邻居，也是一位类似的弗吉尼亚庄园主，他的农庄和我的之间骑马只有半天的路程。我们互通过书信，彼此都同意我们有必要碰面谈谈圣殿的事业，还有如何扩大殖民地分部的利益。我们谈的主要是日渐高涨的叛乱情绪，革命的火种已经在微风中四处飘扬，还有我们要如何利用这种情绪，因为我们的殖民地已经越来越厌倦英国议会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法条款了：《印花税法案》《税收法案》《补偿法案》还有《关税法案》。他们不仅受到税负的压榨，而且愤懑不已，因为没有人能代表他们的观点，表达他们的不满。

乔治·华盛顿定然是这些不满者其中之一。这位曾经与布雷多克并马而行的年轻军官已经辞去军职，接受了因为他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期间帮助英军而得到的土地封赏。但这些年里他所拥护的事业已经改变了。这位眼神明亮的军官拥有一种富有同情心的人生观——至少比他的指挥官要有同情心得多——对此我颇为赞赏，他现在已经成为反英运动中最响亮的声音之一。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国王陛下政府的利益与华盛顿个人的商业野心产生了冲突：他在弗吉尼亚议会提出抗诉，试图推动立法禁止从大不列颠进口商品。事实上，这次注定失败的立法尝试只是对日渐增长的国民不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发生在1773年12月的倾茶事件——实际上，就是在上个月——正是这几年来——不，是几十年来——累积的不满情绪集中爆发的顶点。借着把整座港口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一杯茶，殖民地居民告诉英国和整个世界，他们已经不再准备继续生活在不公正的制度之下了。想必要不了几个月就会爆发一场全面的暴动。于是，就像我照料庄稼、或是写信给珍妮，又或是每天早晨从床上爬起来一样，我带着与之同等的热情——换句话说就是少得可怜——决定是时候让骑士团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了，因此我召开了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