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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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5年秋天的一个周三下午，二战刚结束不久。灰狗巴士照例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停了一站。米德是位于哥伦布市以南一小时车程处的一个造纸小镇，弥漫着臭鸡蛋味。初来乍到的人抱怨这股恶臭，但本地人却喜欢吹嘘说这是钞票的甜美味道。巴士司机是个五短身材、肥肥软软的男人，穿着内增高鞋，打着软趴趴的领结。他把车停在车站旁边的小巷里，宣布休息40分钟。他想喝杯咖啡，可胃溃疡有点犯了。他打了个哈欠，仰头灌了一口放在仪表盘前面的粉红色药水。小镇另一头的大烟囱是这里迄今为止最高的建筑，又喷出了一股肮脏的棕色烟雾。你从好几英里外就能看见它，喷得像火山一样，快把尖顶都吹掉了。

巴士司机靠在椅背上，拉下皮帽遮住眼睛。他住在费城边上，觉得自己要是非得住在像俄亥俄州米德镇这样的地方，还不如开枪自杀算了。在这样的小镇上，连一碗生菜都找不到。这里所有人吃下去的似乎除了油还是油。要是让他吃他们那种泔水，两个月就得送命。他老婆跟她的朋友说他有个金贵身子，但她说这话的腔调让他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同情他。如果不是因为胃溃疡，他一定会去前线和其他男人并肩作战。他会干掉一个排的德国兵，让她看看他有多他娘的金贵。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失之交臂的那些勋章。他老爷子有一次拿到了一张奖状，因为他在铁路上班，20年来没有缺过一天勤。接下来的20年里，他每次看到自己病恹恹的儿子，就要唠叨一遍这件事。终于等到老头儿翘辫子的时候，他劝老妈把这张奖状粘在棺材里陪着尸体，这样他就再也不用看到它了。但她坚持把它留在客厅里，作为例子证明只要无惧小小的消化不良，一个人这辈子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巴士司机期盼已久的葬礼差点儿毁于这么一张破纸引发的争吵。只有等这些退伍士兵到站下车，不用再看见这群闷蛋杂种，他才会快活起来。别人的功勋总是叫你恼火。

二等兵威拉德·拉塞尔坐在巴士后排，一路都在跟两个佐治亚州来的海军陆战队员喝酒。不过其中一个醉过去了，另一个吐在了他们的最后一罐酒里。他一直在想，等他到了家，他再也不会离开西弗吉尼亚的煤溪了。山里是有些糟糕的事情，但根本无法和他在南太平洋目睹的那些事相提并论。在所罗门群岛的一个岛上，他和所在小分队的另外几个人撞见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被日本兵活剥了人皮，钉在两棵棕榈树搭成的十字架上。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身体上，黑压压地爬满了苍蝇。他们还能看见这个士兵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一个大脚趾的残存部分上挂着他的名牌：枪炮士官米勒·琼斯。威拉德做不了什么，只能发个善心，从耳朵后面一枪打死了那个陆战队员。他们把他放了下来，用岩石掩埋在十字架脚下。从那以后，威拉德内心深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一听见矮胖的巴士司机喊了声休息，受够了两个水兵的威拉德起身就往车门走去。在他看来，海军应该是部队里严禁饮酒的那一支。在他服役的3年中，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酒量好的水兵。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被喂了硝石，免得他们出海的时候发疯，互相乱搞。他在巴士站外面闲逛，看见街对面有家名叫“木勺子”的小餐馆。窗户上塞着一张白色纸板，上面打着35美分肉卷特餐的广告。在他离家参军那天，妈妈也给他做了肉卷。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他进去找了个窗边的卡座，坐下点了支烟。屋里摆了一圈架子，上面放着旧瓶子、过时的厨具和开裂的黑白照片，积满了灰。卡座旁边的墙上钉着一张褪了色的剪报，写的是一位米德镇的警官在巴士车站前被银行劫匪开枪击倒。威拉德凑近一看，发现日期是1936年2月11日。刚好离他12岁生日还有4天，他算了一下。除他之外，小餐馆里唯一的客人是个老头，坐在屋子中间的桌旁，俯身稀里呼噜地喝着一碗绿色的汤。他的假牙就放在面前的黄油棒上。

威拉德抽完烟准备离开，一个黑发女招待终于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她从收银机旁边的一摞菜单中抓了一本递给他。“不好意思，”她说，“我没听见你进来。”威拉德看着她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和修长的双腿，发现她问他想吃点什么的时候，自己的嘴巴直发干。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这种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哪怕在布干维尔岛鏖战正酣的时候也没有过。在她把点单送进厨房、给他端咖啡的当口，他脑中思绪万千——几个月前，他还确定自己一定会在太平洋中间一块雾气蒸腾、毫无价值的岩石上送命，可现在他还活着，呼吸自如，离家只有几个小时车程，面对着一个长得像墙上海报里的电影明星幻化成真的女招待。威拉德认定，那就是他坠入爱河的时刻。干巴巴的肉卷、烂泥一样的青豆和硬得像5号煤块一样的面包都无关紧要。在他看来，她端上来的是他这辈子最棒的一顿饭。可等他吃完回到车上的时候，连夏洛特·威洛比的名字都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