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可能根本不是在伦敦。”梅拉尼说，厨房里除了她和维多利亚没有别人，“可能我们是在像别的什么地方。”

“像别的什么地方？”维多利亚并不好奇地追问。她正用勺子刮着覆盆子果酱罐的罐子底。她坐在地上，头发给一坨坨的果酱粘在了一起。嘴上的那一片果酱看上去像是严重的红疹，身上的衣服污脏，黏巴巴的。她很满足，她又胖了不少。她手里总抓着满把的糖果，要不就是吃当零食的面包和炼乳，还有刮着玛格丽特舅妈搅蛋糕糊的碗，吃糊糊。玛格丽特舅妈惯着她，心疼她。

“像别的什么地方？”酱红色的维多利亚问。

“任何地方。”但这样和维多利亚讲是讲不明白的，她记不住任何地方，她只活在当下。

人家告诉梅拉尼他们是要去一个大城市生活，可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住在村子里，一个灰色的村子。南郊区小山顶上的弗洛尔一家处于完全的孤绝之中。梅拉尼从房门出去，胳膊上挎着篮子，口袋里塞着单子，像位法国家庭主妇，就为了买东西。但从来不给她钱，因为弗洛尔家在所有打交道的商店赊账，然后由菲利普舅舅每季用支票付清。有时狗陪梅拉尼一起去，有时它就赖在家里，有时它忙它自己的。

狗不拴绳也不挂链条，安静地伴在她身边小跑。有时维多利亚和她一起去，有时维多利亚待在家里，但维多利亚永远都忙不起来。现在有了梅拉尼买东西，玛格丽特舅妈根本就不出门了。

商店里的人要她代他们向她的舅妈问好，还关切地问她舅妈过得怎么样，就像原先梅拉尼到村里买东西，那里的人们总是问候梅拉尼的母亲和兰道太太一样。这些热情的舌头对还缝在梅拉尼衣袖上的黑袖箍都保持着不约而同的沉默，因为他们（也和原先的村里人一样）是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变成了孤儿，又是怎么流落到这儿的。玛格丽特舅妈一定翻过一张又一张便笺纸，潦草地写过他们的故事。

商店里的人对她很友好。食品店老板是个面色严厉的退役军人，他的右手缺了拇指（梅拉尼很好奇他是不是在培根切片机上把拇指割掉的？但她从没敢问他，也很害怕他会主动告诉她相关情况）——食品店老板用少有的微笑接待她，有时他还送巧克力给维多利亚，然后，维多利亚就带着一副棕色大胡子和棕鬓角回到玩具店。她是个脏孩子。肉店老板是个温和、热心肠的人，虽然他的硬草帽上带着残忍的血迹。他给她的手提篮装免费的喂狗用的肉骨头，还邀请她参观他神秘的储藏室，那里结满了霜冻，一扇扇的肉挂在冷冻的黑暗里。她谢绝了，尽管她感激这个友好的表示。

那个蔬果店的女老板有时塞给她一捆紫罗兰，有时她的手里会突然多了一朵菊花花球，这些是梅拉尼最开心不过的。她皮肤黑，有些像吉卜赛女人，说起话来甜言蜜语，笑呵呵地，喃喃地发着牢骚；两只手总是被土豆上的泥巴弄得污黑。每次见到维多利亚，她都要给她一根香蕉，还叫梅拉尼别客气，自己抓篮子里的核果吃。她不说“再见”，而是用“上帝保佑你”来告别，梅拉尼磕着一枚杏仁走出蔬果店，总是感觉又重新燃起信心。“要是菲利普舅舅是开蔬果店的就好了，”维多利亚这样说过一次，“或者，”她补充说，“卖糖的人也行。”

可是那里是伦敦，还有大城市喧嚣忙碌的各自忙着各自的互不相扰的生活？她能从顶窗看见那里的灯火，却永远无法靠近。

弗洛尔家的生活是私密的。晚上没有人来拜访，白天也没有人顺路走进来聊天，除了来做生意的——卖给菲利普舅舅木料或是向弗朗辛和他的小提琴安排预约。没有朋友，没有来访者，生活在咒语保护下的寂静里。家里也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甚至连台收音机也没有。菲利普舅舅喜欢沉寂。但弗朗辛偷带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进家，有时他偷偷摸摸地听爱尔兰电台的音乐节目。

梅拉尼购物回来就给舅妈做帮手，在他们自己的店里接待顾客或者写价签，还要擦亮木制的柜台和现金柜，永远擦不完地擦，不比擦干净整座福思大桥更省事，一沾上小顾客们的脏手印就要从头再擦一遍。她生活道路的改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她都不敢承认。有时，她手里拿着抹布，停下来，在鹦鹉的注视下大声嚷：“但我永远不会这样，不是真的我！”但确实是这样。

晚上，茶具都收拾起来了，碗碟也洗干净了，舅妈安顿好了儿童床里的维多利亚，梅拉尼坐在厨房里，看她自己的旧书。把书带来是对的，除了他的记账本，菲利普舅舅家可说是一本书也没有——除非两兄弟的卧室里还私藏了一些读物。他们可能藏有一些书，但就算他们有书，她也从没见他们俩在读什么东西，尽管有时弗朗辛会买一份《爱尔兰独立报》。那是他上厕所的时候看的，来的第一天她在厕所里看见过这份报纸。弗朗辛总是把报纸放在水管子后面，一旦被菲利普舅舅发现，他就把报纸扔到地上，跺脚踩。不久报纸就又在水管后面出现了，还带着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