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文案件（第2/3页）

“现在我告诉你们，当我弄清楚这些细节时，我真是绝望透顶。虽然我不是律师，或者说恰恰因为我不是律师，所以这件事简直让我怒不可遏。你们看啊，原告证人有智障，不仅如此，她都快五十岁了，明摆着快到更年期，在这种情况下，她说的话不是那么可信。她是在晚上看到跳窗的人的影子的；后来我发现，当天晚上很暖和，但天色很暗，所以她根本不可能看清那个人。在黑暗中并不能准确辨识一个人的身高，对此我自己认真做过试验。更糟糕的是，这个女人讨厌弗兰克·赛尔文这个小伙子，而且她的这种厌恶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而原因是弗兰克曾经取笑过她，在她看来那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还有一点，苏菲姑妈不喜欢她的妹妹，也就是赛尔文太太，实际上她们彼此不说话。那个老女佣曾给弗兰克的母亲起过各种各样的诨名。如果苏菲姑妈说弗兰克曾经威胁过她，那也许是这个老女佣为诋毁弗兰克的母亲而在苏菲姑妈面前讲的坏话。说到弗兰克，他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年轻人。他在某个公司做职员，有一个女朋友，他为女朋友写过一些肉麻的信件和糟糕的诗句。他负债也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为此他变得非常脆弱，开始酗酒。他的母亲是个可怜的女人，但也是好人的典范。她罹患癌症，贫穷和不幸的遭遇更是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这就是我做过进一步调查后所了解的情况。

“当然，你们不知道当时处于全盛时期的我是怎么样的。只要我发起脾气来，任谁也拦不住。后来我给报纸写了一系列题为《弗兰克·赛尔文案件》的文章。我逐条说明那些证人有多么不可信，尤其是原告证人。我分析了明显的矛盾之处以及某些带有偏见的笔录供词，证明了认为原告证人能认出罪犯有多么荒唐，还指出法官不称职的表现以及检察官不文雅的煽动之辞。但是我认为这么做还不够。我动真格了，开始攻击整个司法行政体系、刑法典、陪审制度以及无情和自私的社会秩序。别问我这引起了多么大的反响。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名人，年轻人都站在了我这一边。事实上，一天晚上在法院门前还举行过一次有秩序的示威活动。后来赛尔文的辩护律师急匆匆地跑来见我。他认为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因而心乱如麻。他说他已经对判决提起上诉，赛尔文一定会减刑，改判为数年的监禁。但是现在上诉法院不可能向民众屈服，因而会驳回他的上诉。我跟这位值得尊敬的律师说，我不只关心赛尔文的案子，我还要维护真理和正义。

“赛尔文的律师预料得没错。上诉被驳回了，但法官被迫退休。哎呀，接下来我就发起更猛烈的攻击。我告诉你们，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认为当时我的所为是一场神圣的正义之战。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从那时候起已施行了多项改革，你们必须承认我有那么一点儿功劳。当时全世界许多报刊都报道了赛尔文案件。我曾在酒吧给工人演讲，也曾在国际会议上面对各国代表团发表讲话。

“在那个时候，‘改判赛尔文案件’就像‘杜绝战争’、‘争取妇女选举权’等国际性口号那样流行。赛尔文的母亲去世时，有一万七千人跟着那位干瘦老太太的灵柩为她送行。在她下葬之前，我做了一番对我而言空前绝后的演讲。你们知道吗？灵感是一种神秘而奇妙的东西。

“这场战役持续了七年，它是我成功的因素。为我赢得世界声誉的不是我的著作，而是赛尔文案件。我知道，我有‘良知代言人’、‘真理骑士’等这样或那样的名头。这些东西中会有一部分留在我的墓碑上。毫无疑问，在我死后，学校读本会传颂伦纳德·乌登的真理之战，这样的传颂会持续十四年左右，再往后恐怕就没有人记得这件事了。

“在这场战役的第七年，原告证人安妮·索拉去世。她在去世之前说了一番话，她泣不成声地承认了自己的良心不安。她说她曾在审讯中做了伪证，其实她并不能确定那个跳窗的杀人犯就是弗兰克·赛尔文。好心的牧师把这些话告诉了我。那个时候我更老道了一些，所以没有在报刊上披露这件事情，而是把那位善良的牧师带到司法当局。还不到一周就有指令下来说要重审弗兰克·赛尔文。还不到一个月就安排了新的陪审团来审理弗兰克·赛尔文案件，最有名望的律师免费为赛尔文辩护，将诉状驳斥得体无完肤。检察官建议陪审团宣判弗兰克·赛尔文罪名不成立，陪审团最终也一致判决弗兰克·赛尔文无罪。

“是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胜利。我的其他成功都不能让我这般喜悦，同时又带给我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实话说，我开始想念赛尔文的案子，它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缺口。那天审讯结束后，佣人过来告诉我说有位先生想跟我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