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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盼着能和佩璐去外面聚聚。自从她向丈夫承认参与了酱菜厂前的街头剧表演后，她几乎很少再出门。我相信她不会告诉她丈夫我也参加了，不过他肯定会疑心。

我给自己倒了杯茶，双手捧着温暖的杯子。“您今天觉得关节炎怎么样？”我把话题从吃人的老虎转开。

母亲揉了揉膝盖说，“还是老样子。”

第二天早晨，素莉一看见我就讲起老虎的新闻。“哦，少奶奶。厦门岛现在有两只老虎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昨天晚上，老虎咬死了一个农妇。她去屋子外面上厕所。哦，少奶奶，您千万不要去厦门。”

“老虎不会进城的，素莉。不用担心。”

我转身走开，她跟着我走进儿童房，“那个农民有枪。他开枪打死了母老虎。”

我抱起阿豆，伸直胳膊举着他，这样我们可以看清对方。

素莉走到我的另一边，清了清嗓子。显然她还有话想对我说。

“还有什么事？”

“哦，少奶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什么事？”

“那个农民的运气太坏了。日本兵听到枪响，跑了过来。他们不仅夺走他的枪，还用枪揍他。然后，日本兵把死老虎抬走吃掉，但他们不让任何人为那个可怜的女人收尸。实在太可怕了，少奶奶。他们拿尸体当诱饵，吸引另一头老虎回来。”

“野蛮人！”我说着把脸转开，不想让阿豆看到我的脸色。

***

《乱世佳人》绝对值得我们来这一趟。不算幕间休息，电影总共演了四个小时。散场后，我和佩璐从等着看夜场的队伍中间挤了过去，我还在为电影中的场景震撼不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们走到路边，开始沿着大街往下走，郝思嘉的脸和塔拉庄园的画面不断浮现在道路两旁灰色的建筑物上。与我们刚刚在电影中看到的亚特兰大市大火相比，眼前的绯红色落日显得暗淡无光。

霓虹灯次第亮了起来。粉香馆，如意鹅餐厅。我们闻到一股汽油的味道，接着身后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于是赶紧跳到人行道上。只是一辆卡车而已，但我们很久没见过卡车了，我们一直住在受保护的小岛上，早在鼓浪屿成为外国人经商和生活的天堂之前，当地人已经让这座小岛成为所有车辆的禁地。

厦门看起来跟过去有些不同。几个年轻人吵吵闹闹地从我们身边挤了过去，我本能地将他们的粗鲁举止归咎于日本人的入侵。他们连跑带跳地朝路边一个小摊走去，摊主正在小炭炉上炸蒜香花生米。一个年轻人伸手抓起一把还在咝咝作响的花生。他被烫得尖叫起来，原地转着圈，双手交替接住花生。“干你娘。”小贩挥着拳头冲年轻人吼道。年轻人做了个猥亵的手势，然后把一颗花生抛向空中，再用嘴接住。

“天快黑了。”佩璐说，“应该叫辆三轮车或者人力车。”我们已经走过半条街，现在电影院前面挤满了等着叫车的人。

“那里。”我指着小巷路边的一辆三轮车。

“在夜总会门口呀。”

“那又怎样？我们又不进去。”

我们朝凤凰于飞夜总会走去，刚走到一半，两个日本船员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钻进三轮车扬长而去。“倒霉。”佩璐转身要往回走。

“等一下。又来了一辆。”我抓住她的手一起朝前面跑去，跟一个酒吧女郎和一个醉醺醺的日本船员擦肩而过。三轮车停在夜总会门口，车上的乘客探身出来付车费，三轮车另一侧，一双穿着丝袜和高跟鞋的脚伸了出来，踩上人行道。“三轮车。”我喊着跑向三轮车，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下了车，一身米白色西装，头戴同色帽子。他站直身体后用手扶了一下帽檐。我刚好和他打个照面，就在这一瞬间，我看清眼前这人正是范昊甫。他转身搂住女伴的肩膀，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夜总会。

“那不是蟋蟀吗？”佩璐问，“虽然化着浓妆，不过看起来像她。”

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爬进三轮车坐到她旁边。“蟋蟀和范昊甫。”我低声说。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脸色铁青地说。是范昊甫邀请我加入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他让我以为自己能为抗日做些什么。我实在是太愚蠢了。他就是个肤浅的文艺青年，一个尝试不同角色的演员。“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我说。不管刚才那一幕是不是文化抗日联盟在演出新的街头剧，我们都不能公开谈论联盟及其成员。

三轮车到达哨卡，我们付了车资，排到队尾，前面的一对白人男女看起来也像是刚看完电影。我伸手去口袋里摸通行证。没有。我一阵心慌，感到后背发凉，另一手急忙翻另一侧口袋，结果两手摸到的都是准备拿给卫兵的好彩牌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