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盖曼谈特里·普拉切特

嗯。

时间是1985年2月,地点是伦敦的一家中餐馆,事件是某位作家的头一次媒体采访。作家的经纪人没想到会有人想采访他(他刚出版了一本幽默奇幻小说,名叫《碟形世界:零魔法巫师》),但很高兴地跟一位年轻记者定下了这次午餐访谈。这位也曾当过记者的作家戴了顶帽子,那是个小小的黑皮帽,并非那种作家常戴的帽子。那时还不是。年轻记者也戴了顶帽子,是个有点发灰的玩意儿,像影帝亨弗莱·鲍嘉在电影中戴的那种。只不过记者戴起来可一点不像亨弗莱·鲍嘉,反有种戴了大人帽子的小孩之嫌。记者正慢慢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成不了适合戴帽子的人。这倒不是因为帽子让他发痒,或总在尴尬时刻被吹掉。这单纯是因为他老把帽子忘在饭馆里,甚至早已习惯一大早跑去敲饭馆的门,问他们是否捡到一顶帽子。在并不太久的将来,记者干脆决定把帽子扔在脑后,买件黑皮夹克穿穿。

于是他们一起吃了午餐,那则访谈刊登在《太空之旅》杂志,还附带一张作家在“禁忌星球”书店中流连的照片。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令对方发笑,也欣赏对方的想法。

这位作家是特里·普拉切特,那位记者是我。我最后一次把帽子落在饭店已是二十年前的事。而特里发现自己适合戴作家帽,又颇具作家天赋,也有十五年之久。

我们如今并不经常碰面。这主要是分居不同大陆的关系。而我们前往对方大陆时,也只能把时间花在给别人签书上。我们上次一起吃饭,还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某场签售会后,去的一家寿司铺子。那是个任食餐厅,厨子会把寿司放在小船上,让它漂到你面前。过了一阵,寿司师傅显然觉得我们任食得有点过分,干脆不再往小船上放寿司,捏了个类似鲅鱼斜塔的东西递过来,宣布自己要下班回家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那一切的一切。

这是我在1985年对特里的印象:

他懂得很多。他拥有那种求知欲很强的人被长期的提问、聆听和阅读所丰富的头脑。他懂通俗文学,对这行了解颇深。他还懂很多通俗文学以外的东西,足以成为有趣的人。

他聪明得令人胆寒。

他过得很开心。特里是个异类。他是那种喜欢写作的作家。不是喜欢发表作品,或是成为作家,而是单纯地喜欢坐在那儿往屏幕上敲字。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他还在西南发电局当新闻官。他每晚写四百个词,每晚。这是他在不丢工作的前提下还能写书的唯一方法。一年后的某个夜晚,他完成了一本小说,但还剩了一百个词的额度。于是他往打字机上装了张纸,开始写下一本小说的头一百个词。

(他退休成为全职作家那天,给我打了个电话,兴高采烈地说:“我刚退休半小时,就已经恨死那些家伙了。”)

还有件事在1985年显而易见:特里当时是个科幻作家。这跟他的思维方式相符:那种把东西拆散,然后换种方式重新装好,看看它是否合适的冲动。这正是“碟形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如果……”,不是“假若……”,甚至不是“假如这样下去……”。那是微妙得多,也危险得多的“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它该如何运转?”。

在尼科尔斯和克鲁特编撰的《科幻小说百科全书》中,有一幅古代木刻画。描绘的是一个人把头探到世界的背面,穿过群星,注视着一台由无数齿轮和引擎组成的、驱动宇宙的大机器。这正像特里·普拉切特书中人物的行为模式。他们不断学习,拓宽自己的头脑。不过这里的“他们”,有时是一群老鼠,有时则是几个小姑娘。

就这样,我们发现彼此有着类似的幽默感,也有类似的文化指涉。我们都读某些鲜为人知的书,喜欢给对方介绍诡异的维多利亚时代参考资料。

在我们初遇的几年后,也就是1988年,特里和我合著了一本小说。一开始,那只是对里奇马尔·康普顿的威廉系列童书的戏仿。我们管那套书的主人公叫敌基督威廉。但它很快就超出了既定范畴,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好兆头”。这是一本关于世界末日和人类都会如何去死的幽默小说。跟特里合作,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中世纪行会的工匠,在给某位大师帮工。他构建小说的方式就如同大师修筑大教堂。这其中的艺术成分毋庸置疑,但那源自对工艺的追求。其中更多的是创造有用之物的乐趣。这些书的用处,是让人阅读、使人欢笑,甚或触动一点点思考。

(我们是这样合作的。我在深夜写作。特里习惯早上工作。到了下午,我们会打很久电话,给对方读刚写好的最棒的段落,聊聊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不过主要目的,还是让对方发笑。我们还会邮寄软盘,因为那是在电邮出现之前。有天晚上,我们尝试以300/75波特的速率,用调制解调器将文本从英国的一头发到另一头的电脑里。即使那时真有电邮,也没人跟我们提过。我们还真搞成了,不过平邮软盘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