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不可思议

01

我来说个从前的故事吧。

那是昭和四十年代初期——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呀，大阪的万国博览会召开在即，小乐队、保龄球之类的事物风靡一时，是堪称沸反盈天的一个时代。若说那便是“昭和元禄”【5】一词所指的时期，兴许会有几位能明白吧。

不过，当时我生活的区域，只是地方城镇的某个偏僻角落，与那个时代的喧嚣无缘。

如今，那一带经过彻底的规整，高级公寓和商品住宅排列得井然有序，已然是一片富有现代气息的街区。然而，当我尚是个孩子时，那里却是一片密布着小型木结构长屋的区域。而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片区域一角的一间小屋子里。

了解这片土地历史的人会告诉你，那里原本是一片品质颇高的住宅街，却在战争的空袭中惨遭烧毁。战争结束后，临时居住的木板房纷纷建起，就那样组成了鳞次栉比的街区。

回想起来，那些房子的朝向也好排列方式也好，全是杂乱无章的，以致道路时而极其宽敞，时而过度狭窄。说起来呀，那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向人们诉说着毫无规划地建设起来的街区便是这副模样。环境设施之类的就更不存在了，下雨的时候土质的道路就变得泥泞不堪，起风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尘土飞扬。街区中心还有一摊终年不消的积水，那里是孑孓和各种细菌的巢穴。

聚居在那样一块贫穷土地上的，注定是一些贫穷的人。

那里大部分的居民都过着当日开销、没有结余的生活，其中也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家庭——本应是家中顶梁柱的父亲身患重病常年住院，全家因而过得十分艰苦。

要是换作现在，我们家的困难程度一定已经达到国家救济标准了吧。但当时就连社会援助制度都是“建立中”的状态，又哪有余力向天下的贫苦民众伸出援助之手……

为了挤出父亲的住院费和家里的生活费，母亲不得不废寝忘食地工作。她每天起早贪黑地踩着窗边的那架缝纫机，默默地缝制着衬衫、裙子之类的东西，一边工作，一边还得照顾尚且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母亲当时的操劳一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吧。尽管现在能够如此平静地讲述那段往事，但那确是我的家族历史中最为贫困的一个时期。

话说回来，我本人倒没因贫困而感到如何痛苦。且不说周遭的人们都有相似境遇，就算再怎样穷苦，毕竟是小孩子，总是懂得如何从玩耍中寻得快乐。

只要一截棒子在手，就足以让人兴致勃勃了。

当然，我时常觉得年幼的弟弟妹妹确实可怜。

由于家中生计困难的状况长期持续，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些孩子几乎从没得到过什么零花钱。那时候，我们就连在粗点心店买颗五日元糖球的钱都没有——这跟当下那些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比起来，真是堪称笑谈的窘迫了。

别人家的小朋友，就算再怎么穷，那点钱总还是有的。大家都在买糖球、洋片和小徽章。然而，我和弟弟妹妹只能眼睁睁看着朋友们买，自己什么也买不了。

毕竟，稍稍年长的我多少学会了忍耐。然而，一见到弟弟妹妹满眼羡慕地望着别家孩子吃糖果，我就有些忍无可忍，极其不是滋味。我这个哥哥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想到一个主意，把空的啤酒瓶呀可乐瓶什么的收集起来，送到小酒馆去换退瓶费。一个啤酒瓶能换五日元，一个大号的可乐瓶能换十日元呢。

于是，我开始在离家稍有些距离的住宅区四处转悠，收集别人家屋檐下摆放着的空瓶。尽管有时甚至是擅自带走了空瓶，但毕竟处理那些积攒多日的瓶瓶罐罐是件挺费力的事，想来应该不会遭人抱怨吧。

我用这些钱让弟弟妹妹在粗点心店痛快挥霍了一番，余下的就攒进了自己的荷包。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有些效率低下（还请体谅我一次搬运十几个空瓶的辛苦啊），但也确实是个颇具可行性的主意。

然而，往同一家酒馆送瓶次数多了以后，就会被识破——“这些不是你买的东西吧”。所以，我特意跑去很远的地方收集空瓶，到那些街区的酒馆轮换着送瓶。

然而，因为毕竟还只是个孩子——有那么一次，为了收集空瓶走得太远，我不知道怎么回家了。

直到太阳下山，夜幕降临，依然找不着北的我只好哭着向派出所的巡警叔叔求助，被摩托车载回了家。在那个年代，光是有摩托车停靠，就会引人围观，所以我的迷路事件成了街坊邻居间的一大话题。我不光挨了学校老师的批评，还被母亲知道了收集空瓶的事，勒令禁止了我的“打工”活动。

失去了赚钱的手段，也就失去了为弟弟妹妹购买点心的能力。万般无奈之际，住在附近的中山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