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乡之约：耶尔·芭塔娜（第3/9页）

这也许需要我们回头再度观察格尔兹的工作，来看看她究竟是怎样以一个艺术家的姿态，简单梳理一个私人精神与政治交织的世界。她在2004年的作品《第一代》，以一个安置在斯德哥尔摩南部布特许尔卡小镇的自动装置，将许多人物面部特写的碎片投影在玻璃建筑的幕墙上。这些特写放大到可以看清所有细节的程度，从阴影到每一个毛孔。但这里没有一张脸是完整的，于是也就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辨认出来的。因此这些特写表现的是扭曲的一种形式，人们作为他们自己的碎片，而想要让自己置身其中，其他人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完整面目。而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影像——诸如密集的眼睫毛、紧皱的眉头、凹陷的面颊，以固化或半透明、有形的或流动的形态，使得这些你不曾接触过的人有机会与你“亲近”。对于这次展出，博物馆的负责人利夫·马格努森（Lief Magnusson）解释道，这些参与者都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居民。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都是陌生人。其实在很多作品里，格尔兹在询问他们各自的故事的同时，也会向参与者提出一系列“规定问题”，例如在这次展出中，她会询问每一个参与者：“你失去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呢？”再一次，尽管可能萦绕不去而令人厌恶，但这种视觉的印象，实际上是给他们以谈论自己的难得机会（他们的言语在展览的内景中，同样也被写在了屏幕上）。而在马格努森看来，这些作品则有助于探讨一个中心任务：“传播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思考方式，从而促进自我理解与关照的理念。”于是以不同的方式，尽管可能存在对那些我们所拒斥的移民们的艺术加工，格尔兹与芭塔娜其实都在要求我们对这个时时陷入被驱逐、被谋杀，或者仅仅是被无视和被厌恶的群体，多一些关心。

尽管波兰犹太复兴委员会的出现已经代表了一种积极的信号，但芭塔娜依旧不对自己的诉求感到乐观。1943年，波兰地下组织的一位成员写信给流亡政府，表示即便人数已经“极大地减少”，但由于非犹太裔已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让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仍旧是不可能的事”，同时这些移民已经证明，他们带来的已经是一个“根本且决定性的”变化了。“犹太人的回归，对于这些已经扎根下来的移民而言并不意味着回归，反倒是一种变相的入侵”，他继续写道，“他们必然会着手保护自己，甚至是动用武力手段。”这可以称得上是犹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而这种恐惧并没有随时间而减少。1992年，一位老农妇在接受波兰的犹太历史研究机构（ZIH）采访时表示，“在缅济热茨[1]，许多房子都是属于犹太人的，但（他们）却没有住在里面。其他人现在住在里面，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他们恐怕一直会要人们把房子还给他们吧。”

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从未得到缓和，事实上，随着“二战”结束，这种分歧反倒进一步加深了。记忆是种顽固的东西。而芭塔娜却努力想要让那些与人们自己的心愿格格不入的事实呈现出来。这种企图是要重建波兰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并且或多或少地重复所有形式的敌意，书写那些充满矛盾的故事，从而再度梳理犹太人与波兰人在此前的关系。而从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至少是在耶德瓦布内这一个地方，许许多多犹太人都惨死在他们邻居的屠刀之下。[2]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长时间始终处于隐秘的状态，直到2000年才被历史学家扬·格罗斯（Jan Gross）披露。但这同时也激起了波兰人的强烈反应，他们坚称自己的父辈是受到了德国人的欺骗才犯下这样的过错。另一些人则列举了许多波兰人在“二战”中救助犹太人的真实故事，来为自己民族的善良辩护。然而更多的历史事实却证明，即便没有“二战”，在波兰的犹太人也长期受到波兰人的欺压。更糟糕的是，在波兰直到现在还存在一种声音，认为大屠杀乃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一次合谋，而那些殉道的波兰人则经历了一次来自占领国对民族自身的可怕撕裂——尽管这确实是事实。这同样也是现代波兰民族主义——卢森堡一度曾无比担忧的精神状况——的起点。而芭塔娜则带领我们认清了整个“轮回”——波兰人是怎样从一个悲剧里走出来，又正在试图发起另一出悲剧。“如果说德国人将犹太人连根拔起的行为，确实使犹太人的波兰邻居受到了惊吓和伤害，那么他们在战后选择恪守反犹主义的主张就会显得毫无道理。”波兰历史学家米歇尔·斯泰恩劳夫（Michel Steinlauf）说道。他的言语和芭塔娜试图呈现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以历史为依据做出判断看似是唯一合理的方式，但自相矛盾地，在对悲惨的故事有了准确而全面的认识之后，芭塔娜却仍在要求人们，要去思考那些不可想象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