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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那不勒斯的生活，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带了一把坏掉的雨伞，在一阵强风下，这把伞在你的头顶合上了。我在盛夏时回到了城区。我想马上找一份工作，但我大学毕业的身份，让我没有办法再像之前那样去外面转悠，找一些零工来做。另一方面，我没有钱，我不好意思向我父母亲要钱，他们已经为我做了很大牺牲。我很快变得焦虑起来，所有一切都让我很烦，街道、大路、小公园，还有那些丑陋的房子，尽管刚开始一草一木，每一种气味都让我感动。我想，假如彼得罗找了别人，假如我没法通过考试，我会做什么呢？我不可能永远待在这个地方，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的父母、我的弟弟妹妹都以我为荣，这一点我能感觉到。他们不知道我毕业了会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会回来，他们怎么会在邻居面前，表现出我是全家人的骄傲呢？仔细想想，我只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已，我让这个小房子更加拥挤，晚上摆床都是一个问题，我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麻烦。除此之外，我一天到晚都在看书，站着，或者坐在一个角落里，换个地方，像一个投身于学业的无用雕像，一个非常傲慢、心事重重的人，所有人都不该搅扰我。但他们心里无疑都在琢磨一个问题：她有什么打算？

我母亲最后按捺不住了，她问了我男朋友的事情，其实我没有提过，她是从我手上戴的戒指上推测出来的。她想知道我男朋友是做什么的，他赚多少钱，他什么时候会带着他父母来家里提亲，我结婚之后，会去哪里生活。刚开始，我会给她提供一些信息：他是一个大学老师，但现在还没有工资，赚不了任何钱，他正要出版一本书，其他老师都认为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过一两年就会结婚，他父母住在热内亚，可能我们会去那个城市生活，或者去他工作的城市生活。但通过她看我的目光，我感觉到她根本没听我说什么，她有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她还是会继续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和一个从来都没有上门求婚的男人订婚了，他住在很远的地方，虽然教书，但还不挣钱，他会出版一本书，但并不是很有名。她像往常一样变得很烦躁，她已经不能像之前那样对我破口大骂了，她尽量克制着自己的不满，可能她觉得已经没办法对我表示不满了。实际上，语言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陌生的东西。我用一种对她来说过于复杂的语言表达自己，尽管我努力用方言说话，当我发现她不明白时，我会简化我的语言，但这些简化的句子显得很不自然、很混乱。我之前非常努力地想抹去我的那不勒斯口音，但并没让比萨人信服，但我的口音却让我母亲、父亲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甚至是整个城区觉察到了，在路上，在商店里，在房子的楼梯间，人们对我流露出一种混合着敬意和不屑的感情，他们在背地里都叫我“比萨女人”。

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了一些很长的信给彼得罗，他给我的回信更长。刚开始，我期望他能提到我给他看的笔记本，后来我自己也忘了这件事儿了。我们在信里没谈论任何具体的事情，我到现在还保留着那些信：信里也没有任何有用的细节来构建当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一块面包的价钱，或者说一张电影票的钱，门房或者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就我所知，我们都侧重于谈论他读过的一本书，或者关于我们研究领域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他或者我琢磨的事儿，还有就是大学生运动，关于一些新先锋派的问题——我不了解这些问题，但他却非常了解，以至于他给我写道：“我很愿意写一本小书，用那些被丢弃的稿纸上的文字——就是那些你写上一段，觉得不理想，扔在废纸篓的文字。我正在收集这些资料，我想就这样原样印出来，保留撕裂的痕迹，上面留着草稿上随意画的线，中断的地方，还有随意折过的痕迹，也许这就是我们现在唯一可能的文学。”最后这句话让我很震动。我怀疑，我记得我当时想，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他已经看了我给他的笔记本，我送给他的那个故事，他觉得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品。

那几个星期里，天气持续高温，使我经年苦读的身体很疲惫，我觉得没一点儿力气。我到处打听奥利维耶罗老师的消息，我希望她还活着，这样我就能见到她，我想通过我在学业上的成就，让她感到满意，从而获取一点能量。我从我妹妹那里得知，老师的妹妹来把她接到了波坦察市去住了。我感到非常孤单，我开始怀念起莉拉，想着我们全然不同的生活。我想去找她，看看我们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但我没有那么做。我只是很随意地和城区的人聊起她，想知道人们对她的看法，说些什么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