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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圣约翰·特杜奇奥这个地方，我一无所知。当他们告诉我，莉拉和恩佐去了那里时，我唯一想到的是尼诺的朋友布鲁诺·索卡沃的香肠厂就在那个地方。这个联想让我很不舒服，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想起过伊斯基亚岛的那个夏天了，那个幸福的假期已经慢慢褪色了，它糟糕的一面正在显露出来。我发现，那时候的每种声音、每种味道都让我很恶心，记忆中最让我难以忍受的就是在玛隆蒂海滩的夜晚我和多纳托·萨拉托雷之间发生的事情，我哭了很长时间，这有些出乎我的预料。当时发生在莉拉和尼诺身上的事情让我非常痛苦，这使我觉得那个夜晚是愉悦的，但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我意识到：在黑暗中，在冰冷的沙子上，我和我所爱的那个男孩的父亲——一个庸俗的男人发生关系，第一次被插入，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我为此感到耻辱，这种羞耻感和那段时间我感受到的其他羞耻感混合在一起，让我很崩溃。

我不分日夜地忙着写论文，我纠缠着彼得罗，我大声给他读我写好的部分。他总是很客气，摇摇头，随口引用维吉尔或者其他古罗马作家的段落，说可能对我有用。我记下他说的每句话，然后写到我的论文里，但我很沮丧。我游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里。我寻求帮助，但我又觉得很屈辱，我对彼得罗很感激，但也充满敌意，尤其是当他尽一切努力，不让我觉得有负担时。最让我觉得不快的一件事是，我曾去找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助教，让他看我的研究成果，他也辅导彼得罗的论文，他是一个严肃认真，但也很热情的人。

我看到他对待彼得罗的态度，好像彼得罗在大学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位，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好学生。我常常因为愤怒、高傲，或者害怕承认自己低人一等，而拒绝和这个老师交谈。我想，我要比彼得罗做得更好！虽然他比我知道的东西多，但是他很灰暗，没有想象力。他的研究方式、给我提建议的方式，太过于小心翼翼了。就这样，我推翻了之前写的东西，重新写，我按照自己认可的方式写。我去找导师时，他听我说了我的想法。是的，他是表扬了我，但轻描淡写，就好像我竭尽全力，也不过如此。我很快明白，彼得罗·艾罗塔在大学有一个未来，而我没有。

关于这一点，有一次我还说了一句很冒失的话。这位助教对我很友好，他说：

“您是一个非常聪慧的学生，您在毕业之后想教书吗？”

我以为他说的是在大学里教书，我高兴地欢呼了一下，脸颊变得滚烫。我说我喜欢教书，也喜欢做研究，我说我愿意继续研究《埃涅阿斯纪》第四卷。他马上发现我理解错了，他有些尴尬。他搪塞说，一辈子学习是好事儿，他建议我去参加一个秋季举行的考试，是幼师学院的招聘。

“我们需要最好的师资，来培养最好的小学老师。”他加强了语气，激励我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很羞耻，我的自负，还有渴望像彼得罗一样出色的野心一直在增长。我和他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天黑时候，我们在暗处的相互爱抚。他会在我的身上磨蹭喘息，但对我没有进一步的要求。

我觉得很压抑。有一段时间，我没法继续写论文，我看着书上一行行的字，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想着自己该怎么办。最后我妥协了，毕业之后我要回到我的出生地，回到那个城区，到一所中学里去教书。当中学老师。是的，要比奥利维耶罗老师等级高一些，和加利亚尼老师一样，或者稍微低一个等级，成为格雷科老师。在城区里，大家会认为我是一个重要人物，一个门房的女儿，从小就很好学，后来学有所成。只有在熟悉了比萨之后，在认识了那些重要的教授，认识了彼得罗、马丽娅罗莎和他们的父亲之后，我才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走不了太远。我费了很大力气，有过很多希望和美好的时光，我会一辈子都怀念和弗朗科·马里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那些年，那些快乐的时光，和他在一起是多么美好啊。当时我没有明白他的重要性，现在我越来越抑郁。下雨、下雪、寒冷的日子，阿尔诺河岸上春天的气息，城市开满鲜花的小路，还有传递给我们的热度，我们一起去选衣服、眼镜，他改造我的热心。我们在巴黎，在国外激动人心的旅行，咖啡厅、政治、文学，虽然工人阶级在逐渐接受现实，但革命将要到来。还有他，夜里他的房间，他的身体。所有一切都结束了，我焦虑地躺在我的小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我想，也许是我在欺骗自己。事情真的有那么美好吗？我很清楚地知道，那时候我也感觉到羞愧、不自在、耻辱和恶心，我接受、承受和强迫自己。就连最幸福的时刻也经不起严格的推敲，有没有这种可能：一切其实都是假的？！很有可能，在玛隆蒂海滩的黑暗中发生的事情，很快都蔓延到了弗朗科的身上，甚至是彼得罗身上，我一点儿也不想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