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何为？不如学诗（第2/4页）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必”：读儒家经典，定能成为士人；背诵够多少字，可成大才。又或是反过来：儒家经典是现代化的阻碍，不能再读；封建残余，桎梏心性，何足寓目……后一种声音，我们绝不陌生，鲁迅就说过：“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十四年的“读经”》）面对这种强悍的逻辑，我们除了拍一下大腿，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对典籍的极端推尊与贬斥，人们态度迥异，然而论者所犯的“必”之病，则是相同的：他们建立起一些牢固的因果关系，然后倡导人群遵循。

因果之说，并非专属于佛家，儒家早就有之，比如《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言说，有着导人向善的深意，然而人若读后则认定世界必是如此，恐不尽然。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感慨地说，像盗跖那种做了许多坏事的人，他们活得很好，像伯夷、叔齐那样的善人却活得很惨，历代都有很多这种情况出现。对于世间流行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法，司马迁表示“余甚惑焉”。

司马迁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世界的一种真相。我们习惯言说的“经”，指的是常道，确切来说，“经”是一种应然，即引导人应该如何表现。然而在浩漠的人间，除了“常”，还有许多“变”。对于后人来说，仅学习经典中那些义正词严的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认识世间的种种“变”。这部分内容往往不在经籍中，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及前人的史部书籍里。

在1925年《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七期里，载有柳诒徵先生的《历史之知识》一文，文中这样说：

历史的事实，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无因果。又如孔子，大家都说他是宋之后裔，又居于鲁国礼义之邦，故能产生出这一个伟大的人物来。但是宋之后裔而居鲁者何止一孔氏，孔氏一门的人居鲁者又何止孔丘一人，而何以独孔丘能成为伟大人物？这可以说是无因果的。又如蒙古种族，由荤粥而匈奴，由匈奴而鲜卑而突厥而蒙古，何以独于秦、汉之间能产生出一个冒顿单于，这也可以说是无因果的，是偶然的。因此我们可以得一教训：我们处世，应当在无因果处用力，来适应环境，适应历史。故历史的最后，还是无因果的，须凭个人自己去造因果。

柳诒徵先生是史家，也是儒者，这段话说得意味深长。在儒家精神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极堪寻味，他明知天下无道，仍然不辞辛劳地去行道、明道，就是希望“在无因果处用力”，使得世界更好。

司马迁也是一样的心情。在《伯夷列传》中，他感慨恶人得好报、善人无好报之后，笔锋一转，说伯夷、颜回这些人虽然有善行，但也是因为得到孔子的称赞而名垂后世。司马迁是在表达一种意愿：即便天下无道，他也要做一个像孔子那样的人，通过自己的记录，让善人留名后世，让恶人恶行昭彰。在认识乃至经历了世间的许多“变”之后，司马迁对“常”道更加坚持，他也是“在无因果处用力”。

今人盛言读经、谈史，然而读经者多显得拘迂，谈史者又容易陷入各种阴谋斗争的泥淖之中。司马迁的《伯夷列传》以及柳诒徵的上述言说，可药此病。

今之国学教育，缺少活泼滋润之功

早在1935年，学者何炳松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就曾发函给全国文化界名家，向他们征求关于读经的意见，共收到七十多篇回复，其中包括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陈立夫等名流的看法。可以这样说，今日关于读经问题的所有争论，几乎都能在1935年的那些意见中找到同调。

这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争论。比方说，什么是经？这个概念在今天就很不清晰。《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老子》又名《道德经》，佛家有《金刚经》，喝茶方面也有一部《茶经》……但最早有“经”这个名堂、影响也最深远的，无疑是《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先王政典，即古人常说的五经，它们都跟孔子有关：《春秋》是孔子据旧史而作，其他四部典籍也都经过了孔子的整理。

在汉代，《论语》的地位已经很重要，但因为不是先王政典，所以当时的人并不称之为经，而是将其看作辅助解经的要籍，是谓“传”。这并非说《论语》比不上五经重要，而是说“经”这个概念原有其清晰定义。后来，经书内容不断扩充，宋代出现十三经的说法，把属于子书类的《孟子》收了进去，此外，《尔雅》是解经的书，也成为十三经之一。这已经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至于今天的一些国学教育者，把读《弟子规》这种末流文献的行为也称为“读经”，就更不值一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