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包罗万汇的艺术成就（第2/3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首诗还开创了在诗歌中大发议论的先例。《五百字》的大段咏怀置于开头，共五六层转折，跌宕起伏，连绵不断，像剥茧抽丝一样，层见叠出，自嘲自解；以议论推驳的层次形成意思的往复回环，倾泻出穷愁潦倒的满腔辛酸和追求理想的执著信念，具有古诗一唱三叹的情韵。《北征》的咏怀穿插在开头对皇帝的表白和沿途的景物描写中，而最后两大段议论从回纥借兵的眼前时事转到总结马嵬之变的教训，跨度很大，在深沉的忧虑之中，又展现了无限的信心和希望。这说明诗歌并不是不可以发议论，但议论必须带有深长的情韵，这两首诗中的大段议论往往兼带叙事，不仅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且隐含着浩茫的心事和深广的忧愤，因而不但没有质木枯燥之弊，反为诗歌增加了磅礴的气势和排山倒海的力量。

最能体现杜诗“诗史”特色的另一类诗体是以五古和七言歌行为主的新题乐府。这类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留待下节再谈，这里重点说明它与“诗史”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没有形成叙事的传统，只有《诗经·大雅》中带有史诗性质的几首诗和汉魏乐府中的一部分诗歌采用了叙事手法。后人学习汉魏乐府一般是沿袭古题，而且使原为叙事体的古乐府趋于抒情化，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也就逐渐消歇了。杜甫继承《诗经》、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本着缘事而发的精神，即事名篇，写作了许多新题乐府，这是他在融会古今诗体的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乐府中原有“歌”和“行”的体裁，初盛唐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的新题歌行，为杜甫提供了反映时事的一种新形式。杜甫自己虽然没有给这种诗体冠以“新题乐府”的名称，但中唐诗人李绅、元稹等把他们学习杜甫的这种诗称为“新题乐府”。按照白居易的标准，杜甫的新题乐府大约三十多首。从记史的角度来看，写法也不尽相同，最典型的是《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三吏三别”等；这些诗以记叙具体的事件为主，每首诗有一个中心主题，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和叛乱中最重大的一些历史场面，如天宝年间为开边而不断征战，出征士兵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景象，杨氏兄妹在曲江游春时奢侈荒淫的情景，玄宗仓皇出逃时抛弃王子王孙的狼狈，陈陶斜官兵的惨败，青坂驻军的重创，邺城大败后华州至洛阳一带无壮丁可征的现实等等；另一种如《塞芦子》、《留花门》、《洗兵马》、《岁晏行》等，以议论为主，类似时事述评。尤其是《洗兵马》，并没有中心的事件，而是综合评述了两京收复之后的形势；此外《岁晏行》写民间迫于官赋、卖儿鬻女的惨状，以及恶钱泛滥、法纪不振的问题；《虎牙行》概述巫峡至江陵一带在战乱中十年八荒、盗贼四起、诛求不止的状况；《锦树行》刺武夫恶少乘乱横行、凭军功封侯骤贵的现象等等，也都是概括某一种社会现象或弊病，没有视点固定的具体事件的刻画。还有一种是以抒情和感慨为主，映带史实。如《哀江头》在对曲江昔盛今衰的悲叹中，反映了玄宗西逃和马嵬之变的时势；《潼关吏》是借自己经过潼关时与关吏的对话，回顾哥舒翰潼关失守的事件。总之，这些诗作在全部杜诗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如果把它们按时序排列的话，就会发现杜甫几乎没有漏掉他所经历过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从中原到西南广阔的社会现实。

杜甫用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诗体主要是五古长篇和七言歌行，顿挫起伏，变化不测，跌宕夭矫，淋漓悲壮，是杜诗中的洪钟巨响。除此以外，他在其他各类题材各种诗体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独步千古的。就题材而言，杜甫在继承汉魏以来常见的感怀言志、行旅送别、山水边塞、咏物闺情以外，还把范围扩大到日常生活的一切细微琐事中去，论诗观画、索求馈赠、邻里过往，乃至家庭杂事中的打鱼、送菜、引水、缚鸡等等，凡是生活中所有之事无不可以入诗，内容包罗万象，都有名篇传世。如《饮中八仙歌》、《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醉时歌》以七言歌行写盛唐诗人的高傲失意，风神之狂放飘逸，不下李白；早年的《夜宴左氏庄》、《题张氏隐居》及在草堂写的《堂成》、《江村》、《客至》、《水槛遣心》、《江亭》等许多名篇都充满陶渊明和王孟山水田园诗的幽趣；从秦州入成都的二十多首记游诗以随物肖形、变化多端的表现艺术描绘千奇百怪的蜀中山水，更是对大谢山水诗的重大发展；《前出塞》、《后出塞》等采用古题和新题乐府，总结了盛唐边塞诗的各种表现手法；《佳人》、《月夜》等写闺中深情和空谷美人，格调高绝；《梦李白》、《月夜忆舍弟》、《春日忆李白》、《彭衙行》等抒写对友人和兄弟的思念，情深意长；《蜀相》、《八阵图》、《咏怀古迹》等怀古诗借评价古人寄托理想或身世之感，含蓄警策；《房兵曹胡马》、《画鹰》、《枯棕》、《病橘》、《石笋行》、《石犀行》、《古柏行》等大量咏物诗言志述怀，讽刺时事和世俗，咏物形神兼备、寄托自然现成，成为杜诗的一大特色。就诗体而言，杂言和五七言古律、绝句、歌行也都无不臻其极至。其七律最有创造性，留待下节详谈，这里着重谈谈他的五律和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