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更美好的社会（第5/7页）

单亲家庭比例与儿童福祉水平之间毫无关联，这表明某些国家的福利制度有助于避免单亲家庭陷入贫困的境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来的数据表明，瑞典仅有6%的有工作单亲家庭及18%的无业单亲家庭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在美国，这一数字分别为36%和92%；在英国，这一数字分别为7%和39%。儿童托管服务使得单身父母可以放心工作，这一因素对于儿童的福祉水平同样至关重要。

图表13.6：儿童福祉水平与单亲家庭比重之间不存在关联。

考虑到国家支持单身父母的福利措施引发的政治争议，这里需要指出两点。首先，这些福利措施有助于保护孩子免受常见于单亲家庭的负面因素影响。其次，取消这些福利措施也无助于降低单亲家庭比例。

不同的历史

也许还有人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之所以存在关联，关键不在于不平等本身，而在于最初导致社会变得不平等的那些历史因素——仿佛不平等仅仅是记录了那段历史的一系列数据。在论及美国时人们往往提出这一观点，他们指出，更加不平等的州通常是（但不总是）属于“美利坚联盟国”的南方各州；历史上，这些地方的种植园经济依赖于奴隶劳动。事实上，各地平等或不平等的程度都是由独特的历史因素塑造的。如果考察瑞典是如何实现平等的，或是考察近些年来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是如何变得愈发不平等的，又或是考察俄罗斯和中国的许多地区为何在平等程度上出现了巨大差异，我们将发现许多各不相同的故事。当然，这些各不相同的背景是重要的：毫无疑问的是，某些国家、州或地区之所以变得更加平等，或是更加不平等，背后都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但更加不平等的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这却不是特殊的历史经历造成的，而是这些历史经历导致的不平等造成的。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是哪些历史因素导致这些社会变得平等或是不平等，而在于这些社会如今的不平等程度有多严重。

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后果是无法改变的。一个社会所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情况也会随之不同。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是富裕的发达国家，不过较不发达国家的许多健康与暴力问题无疑也与不平等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问题的社会坡度会发生逆转，这些问题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在较为贫穷的社会中，肥胖症和心脏病在富人中更为常见，但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这些疾病的分布状况也会发生逆转，变得在穷人中更为常见。结果，我们发现，对更加贫穷的各国而言，那些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中体重不足者的人数也更多，这与第7章中所揭示的富裕国家的状况恰恰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月经初潮年龄的分布状况也会发生改变。营养不良的贫穷家庭女孩性成熟的时间起初晚于富裕家庭的女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情况也发生了逆转，原因也许在于第9章所描述的青少年怀孕率的社会坡度。总而言之，经济增长和社会地位差异才是决定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最有力因素。

因果关系

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十分强有力，不能归结为偶然，我们独立进行的两组测试中都存在这种关联；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不同来源的数据，不平等与健康问题及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都得到了一再证明。然而，这种关联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而且，即使的确是因果关系，也尚无法确认何为因，何为果。

本书中的图表均是截面型图表。也就是说，这些图表展现的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情况，而不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的情况。然而，只有当二者同步发生变化时，二者之间的截面型关联才能够一再出现。如果健康和不平等状况之间毫无关联，像在夜间行使的轮船一样只会偶然擦肩而过，那么我们将无法观察到表明它们曾多次相伴而行的证据。国际上的数据通常无法让我们追踪一段时间之内的情况，但足以令我们考察健康与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有一项研究发现，在1975至1985年间，当时欧盟12个成员国中，收入不足该国平均收入一半者比例的变化与预期寿命的变化之间有着显著关联。类似的，在1989年后的六年间，收入差距幅度扩张最快的东欧国家，恰好也是预期寿命下降最快的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发达国家预期寿命排行榜上交换座次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则关于较长时间内收入分配与健康状况变化趋势的惊人案例。在1950年代，美国的健康状况仅次于少数几个国家，日本的健康状况则非常糟糕。但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预期寿命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位居第一，美国的状况则开始恶化，并一路下滑到了如今的第30位。至关重要的是，在战后的四十年时间里，日本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其健康状况迅速改善，超越了其他国家；犯罪率也下降了（在发达国家中，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时，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却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