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更美好的社会（第3/7页）

在过去几年间，当上述研究成果纷纷涌现时，平等能够令大部分人从中获益的结论受到了许多质疑。多个国际合作研究小组对不同国家健康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各国健康不平等的状况并没有太大差别。这似乎与更加平等的国家健康状况更好这一结论相矛盾。如果平等无助于缩短贫富之间的健康差距，它又如何能够改善总体的健康状况呢？当时，这个问题构成了一大障碍。不过，如今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两种结论其实并不矛盾。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于改善所有人的健康状况，但穷人健康状况的改善幅度要大于富人。如果收入差距缩小促使社会各阶层的死亡率均下降相同的百分比，那么贫富之间死亡率的相对差距将保持不变。假设社会最底层的死亡率为万分之六，最顶层的死亡率仅为万分之二。如果所有群体的死亡率均下降50%，那么最底层的死亡率将降至万分之三，最顶层的死亡率将至万分之一。尽管从绝对数量上来看，穷人死亡案例减少的幅度更大，但贫富之间死亡率的相对差距依然是三倍。只要社会各阶层的死亡率均下降相同的百分比，那么穷人死亡案例减少的幅度会更大，但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将保持不变。

这两项研究的结论曾经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揭示了平等的重大意义。既然在更加平等和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贫富之间健康状况的相对差距大致相当，这就意味着每个人从平等中获益的幅度也是大致相当的。目前，有多项针对美国各州、至少有五项针对各国的研究均表明，平等不仅有益于穷人，还有益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

其他原因？

显然，某种原因导致某些社会面临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原因在于不平等？在探讨不平等是否发挥了因果作用之前，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原因。

尽管偶尔会有人指出，面临着严重社会问题的都是英语国家，但这种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以心理健康状况为例，英语国家的表现的确最为糟糕：在第5章中我们曾指出，心理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但即使对这几个国家而言，心理健康状况与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也十分强有力。因此，不平等不仅能够解释为何英语国家的心理健康状况十分糟糕，还能够解释为何有些英语国家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其他英语国家。

此外，面临严重社会问题的也不仅仅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的国家，葡萄牙的表现同样非常糟糕，而且除了不平等之外，葡萄牙与美国也没有其他相似之处。更加能够说明原因不在于英语国家的某种共性的证据在于，即使从图表13.1中删除掉英语国家的数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不平等状况与“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之间依然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同样的，北欧国家的表现最为优异，它们也共同享有许多重要的文化特征。然而，如果从图表13.1中删除这些国家的数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不平等状况与“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之间也依然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值得指出的是，在各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对比，由此可见文化特征并非有说服力的解释因素。例如，尽管葡萄牙表现糟糕，但西班牙的表现至少能够达到平均水平。事实上，这两国有着共同边界，直到1970年代中期一直处于独裁统治之下，还共享许多其他的文化特征，但平等程度的差异导致了两国的社会状况如此不同。在我们考察过的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表现最为优异，但日本与仅次于自己的瑞典差异非常大。以家庭结构和女性地位为例，在这两个方面，日本和瑞典的情况截然不同：瑞典的婚姻外生育率非常高，在政界女性和男性的地位几乎是平等的，而日本恰恰与之相反；此外，这两国的女性工作率也差别极大；就连实现平等的路径也不尽相同。瑞典实现平等的方式是建立福利国家，采取以再分配为目的的税收与福利政策。相比之下，日本的公共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位居最低之列。日本实现平等的方式不是通过再分配，而是通过较为平等的税前收入。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日本和瑞典两国的社会状况却均十分良好。除了收入差距小之外，两国几乎没有相近之处。

由此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既可以通过税收和福利，对不平等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也可以通过更加平等的税前收入，来实现平等。因此，大政府并不一定是通往平等社会的必经之路。对于其他领域的政府开支而言，情况同样如此。我们发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公共社会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之间完全不存在关联。与直觉相反的是，这一结论并不会影响到不平等状况与社会问题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支出既有可能是用于防止社会问题的，也有可能是用于事后应对社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