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流动性：机会不平等（第4/4页）

彼得·厄利（Pete Earley）的《热屋》（The Hot House ）一书描述了美国一座高安全级别监狱内部的生活状况。他讲述了一名因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的故事。鲍尔斯（Bowles）首次被监禁是在15岁那年，当时他被投入了一座少年犯管教所。他到达那里的第一天，一名年纪较长、块头较大的男孩就走到了他跟前：

“嘿，你穿多大的鞋？”男孩问道。

“不知道。”鲍尔斯说。

“让我看看你的鞋有多大，行吗？”男孩礼貌地问道。

鲍尔斯坐在地上，脱掉了一只鞋。男孩也脱掉了一只鞋，然后穿上了鲍尔斯的鞋。

“让我看看另一只吧？”

“我脱下了另一只鞋，递给了他。”鲍尔斯回忆道，“他穿上鞋，系好鞋带，走到桌子旁边。所有男孩都开始嘲笑我。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成了笑料。”

鲍尔斯抓起一支台球杆，攻击了那名男孩，为此他被处罚做了一周的苦力。第二周，又一名新人来到了少年犯管教所。“又有一名男孩要求新人把鞋子交出来，不过这一次，欺负新人的男孩变成了鲍尔斯。‘这次轮到我了，这是我挣来的权利。’鲍尔斯回忆道。”

在这本书中，厄利讲述了另一个几乎如出一辙的故事，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这一次他所描述的是一名16岁的少年在进入县监狱的第一天晚上遭到性侵犯和鸡奸后的反应。六年之后，当这名少年在另外一座小镇上被捕后，被与一个“大概17岁左右的孩子”关在一起。他说道：“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干了他。”

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错位攻击行为被称为“骑自行车式反应”。灵长类动物学家沃尔克·萨默（Volker Summer）解释称，这一术语源自自行车运动员的形象：对于领先者，呈现出鞠躬的姿势；对于落后者，则呈现出蹬踹的姿势。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动物也会巴结强势动物，攻击弱势动物。心理学家吉姆·西达尼乌斯（Jim Sidanius）和费利西娅·普拉托（Felicia Pratto）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人类的群体冲突与压迫行为根源在于不平等导致的个体性与制度性歧视，取决于人们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态度是顺从还是反抗。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更多人倾向于支配他人；在更加平等的社会，更多人倾向于包容和同情他人。

有一项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遭到歧视的群体若被与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隔离开来，会感到更加自在。这项研究也能够证明收入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这项研究有力地揭示了歧视与偏见会严重地损害人们的福祉：与境况相似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族裔群体，其健康状况有时要比更加富有、但与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族裔群体更好。人们起初发现这种被称为“群体密度”的效应会引发心理疾病。例如，在伦敦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区中境况相似者较少，那么他们患上精神分裂症、自杀或是自残的风险就更高。近来在美国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类似的现象还会导致心脏病和出生体重过轻一般而言，生活在较为贫穷地区的人健康状况也较差；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区中境况相似者较少，那么他们往往比生活在少数族裔聚居区者更加富有，居住条件更好。然而，研究却出人意料地发现，散居的少数族裔健康状况有时要比聚居者更差。可能的解释是，在占据主导地位群体的压力之下，这些散居者更加在意本族裔低下的社会地位，也许还会更加频繁地遭遇偏见与歧视，并且更加孤立无援。歧视对于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有时会超出优越的物质条件对于健康状况的正面影响。这一事实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不平等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令我们回想起了第3章曾探讨过的社会地位、社会支持与友谊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焦虑和歧视所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结构固化，减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果的不平等越严重，机会平等就愈发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