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社会流动性：机会不平等（第2/4页）

向上爬，向外爬

第三，我们注意到，社会地位差距越大，就越容易导致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地理位置上隔离开来。这一点也有助于确认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联。

在美国，自从1970年代以来，随着不平等愈发严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也变得愈发严重。政治经济学家保罗·亚尔戈夫斯基（Paul Jargowsky）对1970、1980和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这段时间内，穷人的居住区域变得愈发集中了。贫困集中率衡量的是一个城市中有多大比例的穷人生活在高度贫困的区域。根据亚尔戈夫斯基的估算，1970年时，大约每四名贫穷的黑人中就有一位居住在高度贫困的街区；到了199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三分之一。在这二十年间，白人的贫困集中率翻了一番，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扩大了。当贫困集中率很高时，人们不仅需要克服自己的贫困，还需要应对邻里的贫困所导致的后果。亚尔戈夫斯基指出，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90至2000年间贫困集中率有所降低，对于生活在内城区的非洲裔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这一现象是与我们在第10章结尾处所讨论过的最贫穷美国人相对地位的改善相一致的。然而，尽管内城区的贫困集中率下降了，但城郊内环地区的贫困集中率却上升了。鉴于近年来美国经济在下滑，亚尔戈夫斯基警告称1990年代以来的进步趋势有可能被逆转。

在英国，当收入差距扩大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隔离同样变得更加严重。富人情愿花费更多钱，与穷人隔离开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经济地位不同者彼此隔离开来的现象愈发严重。正如美国贫民窟一样，英国贫困街区的景象同样将下层阶级的穷困状况暴露无遗。

大西洋两岸的研究者都明确地意识到，贫富隔离程度愈发严重，原因在于不平等加剧。穷人集中于贫困地区，会导致生活中的压力和困窘雪上加霜：对需要在其他地方工作的人来说，通勤时间大大增加了；此外他们还面临着更高的交通意外风险、更低的学校教育水平、更加劣质的服务、更容易被黑帮暴力事件波及、生活环境遭到污染等问题。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对内城区贫困状况的经典研究中将生活在贫困街区的穷人称为“真正的弱势群体”。美国的两项研究表明，贫富隔离会导致人们的死亡风险上升；另外一项研究表明，更加不平等的城市贫富隔离程度也更加严重。这种状况自然会进一步削弱社会流动性。

品位问题，文化问题

可见，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低，贫富隔离更加严重。不平等似乎导致社会结构更加僵化，沿着社会阶梯上下流动更加困难。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等级次序更加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更受限制。布尔迪厄指出，在金钱与资源等差异的外部，还覆盖着文化差异，后者则是势利态度与偏见的来源。我们都会根据一个人的品位来判断其处于哪个社会阶级：口音、着装、语言、阅读偏好、收视偏好、食物、运动、音乐、是否欣赏艺术等都是我们评判他人的标准。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士口音纯正，知道在“文雅的社会”中如何举止得体，还知道教育能够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将这些见解都传递给了子女，于是下一代同样能够在学校里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缔结美好的婚姻，找到高收入工作，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成为了精英，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精英地位。

人们既可以利用“良好的品位”等社会阶级的标志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还可以通过歧视和偏见等手段阻止社会地位较低者提升自己的地位。尽管现代社会主张机会平等这一意识形态，但品位及其反映的阶级问题依然导致人们不敢相信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我们在第8章所提及的“脸谱化造成的威胁”这一试验揭示了他人的看法会对人们的表现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布尔迪厄将精英为维持自己的独特地位而采取的行动称为“象征暴力”，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歧视和势利。尽管种族偏见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谴责，但与之类似的阶级偏见却很少被人提及。

社会中的品位体系决定了哪些品位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其具体内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品位体系本身一直存在。布尔迪厄于1960年收集的事例如今看上去已经过时，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他发现，不同的社会阶级喜爱不同种类的音乐：下等阶级喜爱《蓝色多瑙河》的悦耳曲调，上等阶级则喜爱更加复杂的《平均律键盘曲集》；上等阶级喜爱抽象艺术和实验性小说，下等阶级则喜爱具象绘画和情节清晰的小说。然而，要是所有人都开始欣赏巴赫、毕加索和乔伊斯，那么上等阶级又会改变品位，转而欣赏某种新鲜事物——维持精英地位的方式就是重新划定界限。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现象是一种“文化产品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不平等就如同收入不平等一样，能对人造成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