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为何如此在意不平等（第4/5页）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荣休教授托马斯·舍夫（Thomas Scheff）提出，羞耻是最典型的社会情绪。当迪克森和凯梅尼发现“社会评价威胁”是最容易提升压力荷尔蒙水平的压力源时，她们所指的也是几乎相同的意思。舍夫所说的“羞耻”指的是与愚蠢、糊涂、可笑、无能、不足、难堪、易于受到伤害、不安等感受相关的诸多情绪。我们会想象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并将这种想象内化，羞耻与骄傲都源于这一内化过程。舍夫称羞耻为最典型的社会情绪，原因就在于羞耻和骄傲这两种心态为我们提供了社会评价的反馈意见：我们就仿佛是在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评价自己。在我们社会化的过程中，愉悦体现为骄傲，痛苦则体现为羞耻，因此从童年时起，我们就学着以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行事。当然，这并不仅限于童年：在整个成年时期，对羞耻的敏感心态都促使我们遵从社会规范。人们常常感到，在他人面前，哪怕是最低程度地违反社会规范，也会令自己感到无比难堪，恨不得自己能够消失，或是找个地洞钻进去。

迪克森和凯梅尼的研究发现，社会评价威胁是提升压力荷尔蒙水平的最常见因素，但这并未告诉我们受到焦虑情绪折磨的频率如何。焦虑情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只是偶尔出现？一项对健康状况的研究提供了答案。这项研究指出，低社会地位、缺少朋友和艰辛的童年生活是现代社会中引发心理压力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对这三项因素的解读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此类焦虑和不安感是现代社会中压力的最常见来源。心理分析师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羞耻这一情绪，她认为当患者发出尴尬的笑声，或是语气变得犹豫不决、有些紧张时，自己经常能观察到表示羞耻或难堪的行为（也许我们仅仅应该将其称为瞬间的尴尬或是忸怩）。

从社群到大众社会

特文格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焦虑情绪及脆弱、自恋的自负感急剧增多，为什么会这样？为何社会评价威胁看上去会如此严重？一项可能的解释在于，昔日的稳定社群解体了。过去，人们在一生中往往熟识同一群人。尽管好几代人都经历了愈发频繁的地理流动，但这种现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变得更为深入了。在这段时期之初，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仍然有很多人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城市或是村庄。已成家的兄弟姐妹、父母和祖父母往往都住在附近，社群中的成员通常都互相认识了很久。如今，许多人都离开了家乡，对邻居只有点头之交，或者根本不认识。过去，人们的身份感根植于自己所处的社群，根植于对周围人的了解；然而如今，人们却漂泊在不知姓名的大众社会里，熟悉的面孔被不停流动的陌生人所取代。结果就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成了被不断提出的问题。

我们很难区分他人对我们的“尊重”和我们的“自尊”这两种概念，这同样暴露了上述问题。足以证明我们对“社会评价威胁”感到敏感的证据，加上特文格发现的关于焦虑与自恋情绪长期以来增多的证据，都表明与过去相比，我们的自我意识变得十分强烈，我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担心自己被当作没有吸引力、乏味、愚蠢的人物，并且不断地试图经营自己的形象。我们与陌生人互动时的核心要素是关注他们可能对我们作出何种判断和评估：他们怎么评价我们？我们是否积极地展示了自己？这样的脆弱心态是现代心理状况的一部分，并且能够直接被消费主义利用。

众所周知的是，青少年尤其难以应对这些问题。他们处于自我认知最不确定的时期，却必须在上千人的学校里处理人际关系。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对他们而言同学造成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许多人都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甚至患上抑郁症，或是进行自我伤害。

不平等加剧了评价引发的焦虑

尽管社会评价威胁导致焦虑情绪增多这一现象似乎要早于不平等的加剧，但不难发现不平等的加剧及社会地位差距的扩大是如何影响焦虑情绪的。人们拥有的财富与地位（从低工资的非技术工作，到成功、金钱与名望）并非完全分离的两大领域，它们不仅仅会影响人们的自我感知，甚至还会影响到朋友和家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需要感到自己是有价值、有能力的，这意味着我们渴望积极的反馈，即使对隐晦的批评也常常作出愤怒的回应。社会地位能够最强有力地传达出人们是优越还是卑微的信息，而且人们常常认为社会流动是选贤任能的过程。的确，在求职和晋升时，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等因素造成的歧视是被禁止的，面试小组必须完全通过能力的高低来筛选申请人——前提是他们不受到性别、肤色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