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物质成功，社会失败（第2/4页）

图表1.1体现的就是这段旅途。它所反映的是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对较贫穷的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预期寿命迅速增长。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开始，预期寿命增速开始放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变得愈发富裕，经济增长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联变弱了。最终，二者之间的关联彻底消失了，图表1.1中的上升曲线也变得水平，这意味着对富裕国家而言，变得更加富裕并不会促使预期寿命进一步增长。在最富裕的30多个国家，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这些国家位于图表1.1的最右上角。

图表1.1中曲线变得平稳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到达了预期寿命的极限，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连最富裕的国家人民的健康状况也依然能够得到显著改善。不同之处在于，健康状况的改善不再与平均生活水平相关了。每经过十年，富裕国家的预期寿命就会增长两到三年。这与经济增长无关，也就是说，在预期寿命方面，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不再比富裕程度仅为自己一半的希腊和新西兰等国表现更加出色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图表1.1中的曲线并未沿着原先的轨迹延伸下去，而是开始垂直上升：相同的收入水平之下，预期寿命变得更长了。这些数据难免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国家变得愈发富裕，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健康状况的改善作用越来越小。

健康与长寿固然重要，但优质生活还包括其他要素。然而，与健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平稳一样，幸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和健康状况一样，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人们的幸福程度也迅速上升，然后逐渐变得平稳。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关于幸福的著作中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国的幸福程度也许深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在有些社会里，不表示自己很幸福听上去也许就像是承认失败，在另外一些社会里，声称自己很幸福听上去却很自鸣得意。不过，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图表1.2依然表明，与预期寿命的情况相仿，最富裕国家的“幸福曲线”也变得平稳了。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重大进步都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取得的，随着国家变得愈发富裕，更加富裕对于人们幸福程度的提高作用也越来越小。在这两张图表中，在人均国民总收入25000美元这个节点上，幸福程度和预期寿命这两条曲线都开始变得水平。不过也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节点可能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才会到来。

图表1.1：经济发展只在早期阶段有助于提高预期寿命

随着富裕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幸福程度不再继续提高。我们不仅仅可以通过对某个时间点上不同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例如图表1.2所示）来得出这一结论，还可以观察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在足够长的一段时间内幸福程度的变化，以检验其幸福程度与富裕程度的关系。证据表明，即使在真实收入翻了一番的这段时期之内，这些国家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并未增加。使用其他指标（例如“经济福利程度”和“真实进步指标”；这些指标试图在扣除了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等成本之后，计算经济增长的净收益）来衡量福祉程度的研究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因此，无论我们考察的是健康、幸福，还是衡量福祉的其他指标，结论都是一致的。在较贫穷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增进人们的福祉而言依旧非常重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显著改善各项反映福祉水平的客观指标（如预期寿命）和主观指标（如幸福程度）。但随着这些国家跨入富裕发达国家的行列，收入进一步提高所发挥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这种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当你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时，每得到一样新东西（无论是面包，还是汽车），它为你带来的额外幸福感就越低。当你饥饿时，一条面包就是一切；一旦你已经吃饱了，再来几条面包也不会让你更加满足；当它们变质时，甚至会成为你的负担。

在漫长的经济增长历程中，各国早晚都将达到富足的程度，此时“回报率开始递减”，额外增加的收入所能购买的健康、幸福或福祉越来越少。在过去的150多年间，许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经历着持续的增长，但新增加的财富已经不像曾经那样富有裨益了。

致死病因的变化趋势确认了这种解释。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首先开始减少的是贫穷疾病的数量。重大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霍乱和麻疹（如今，这些疾病在较贫穷的国家依然很常见）渐渐地变得不再是最重要的致死病因了。这些疾病消失之后，困扰我们的是所谓富裕疾病，如退化性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传染性贫穷疾病尤其高发于儿童时期，甚至会造成正值壮年的人死亡，而富裕疾病则多高发于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