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8/14页)

1.44日对欧18.812.41.63欧对日6.32.10.23

资料来源:Fren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2,pp.309,316—317.在其所发表的资料中只有1981年的统计数据。

国际机制所发生的变化与这些数据都表明:美国物质资源层面的相对衰落的模式,因问题领域及衡量标准不同而相差甚远。如表9.1所示,在美、欧、日三方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中,美国所占比重由50年代的约2/3,降至80年代不足50%,但美元仍是世界信贷和交易结算的主要货币,而且在1983年美国依然能相对容易地为流动账户赤字提供巨额融资,这使以美元计价的欧洲货币债务的比重在70年代保持相对稳定。1970年,欧洲货币债务中81%以美元计价,1973年降为74%,1976年回升至80%,1979年再降为72%,到1982年则再度回升至80%左右。如果换一种衡量方式,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1976年至1983年间,55%的国际债券的发行是以美元计价的,而在1982年曾达到64%的历史最高点。[5]

但是如表9.2所示,在贸易领域美国却从未占据过统治地位。尽管其贸易份额本身基点很低,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幅度相比,美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份额也下降了约31%。[6]在石油领域,美国的基础则要雄厚得多,但是1967年其下滑速度又远远超过货币和贸易领域。1967年至1980年间,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比欧洲、日本约提高了一倍。美国对石油市场控制力的减弱,以及借此对欧、日施加影响的能力的下降,映射出权力资源的根本性转移。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数据并未反映出欧共体内部贸易政策日趋一致这一趋势,从而有可能低估贸易领域中发生的变化。阿格尔威尔(Aggarwal, 1981)的研究说明这一趋势使1977年重新开始的“多边协议”谈判与众不同。随着欧盟各国政策日趋一致,它们在纺织品贸易中所控制的权力(市场份额)便超过了美国。不仅纺织品贸易是这样,而且在更多的领域中都出现了这一趋势:澄清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将美国、欧共体、日本三方相互出口额作为其各自贸易总量的一部分进行比较,运用这种方法,衡量1981年的情况,如表9.4所示,我们将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表9.4反映了为人所熟知的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但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对欧洲市场的相对依赖程度竟然如此之高。在总产量上欧洲高于美国,1981年出口额几乎高出30%,总体而论,欧洲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小,欧洲对日本的依赖也比日本对欧洲的依赖程度低得多。目前,这三大贸易单元之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对欧洲有利。尽管这一政治优势的代价可能导致经济上的缺陷,这反映在欧洲出口商品在其他发达工业国市场中竞争力有所下降。但只要欧洲继续坚持其贸易政策的一致性,这种情况就仍将继续下去。事实上,这一政治优势和经济弱点的结合,连同常用来解释这一事实的欧洲社会的特性一起,对欧洲的保护主义作了说明。

总体来说,这些数据论证了我们对霸权稳定论作适当区别的合理性。权力转移在石油领域最为明显,尤其是考虑到美国与产油国之间以及美、欧之间的关系变化,则更是如此。正如该理论所预言的,机制的变迁在石油领域也最为迅速。在货币领域,权力转移的混合模式——依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可以说变化相当迅速,但若考虑到美元在资本市场的作用,则不那么醒目——与国际货币机制模糊的变迁二者并行不悖。霸权稳定论预期战后贸易机制将反映出主要集团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变更情况,并平稳地、不疾不徐地走向衰落。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但是这些论据并不足以证明依问题领域而各异的霸权稳定论的正确性。在判定该理论是否能解释已知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断定能否建立合理的因果联系,从而将国际权力分配发生的变化与国际机制的变化联系起来,并思考是否有其他替代解释,尤其是那些关注政策的多样性而非仅仅关心权力的理论。我们还须质疑霸权稳定论的因果关系论证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石油、贸易、货币领域业已发生的变化。以下,我们将依照先易后难的顺序,首先从最符合该理论的石油领域谈起。

对旧有石油机制崩溃的解释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石油政治的转变反映了美国(与英国及各大石油公司一起)制定规则、支撑机制运转能力的下降和衰落。欧佩克国家,尤其是沙特向西方大国和石油公司提出挑战。此前,欧佩克各国缺乏组成产油国卡特尔以谋取垄断利润的能力。这一方面也反映出60年代各石油公司的相对团结。当时世界七大石油公司包揽了全球90%以上的石油贸易(Neff, 1981, p.24)。但到了70年代情况迅速改变。70年代初支撑利比亚谈判地位的关键力量,在于“它能够对较小的公司加以遴选”,诱使它们签订有利可图的协议,从而对桀骜不驯的大公司施加压力(Turner, 1978, p.157)。同时,各产油国政府信心不足、通讯落后以及低水平的信息交流与了解,也导致这一情况的发生。尽管这些缺陷已随着各国政治精英变得日益成熟老练、成员国之间更为密切的交往而得到了一定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