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第7/11页）

遵守中的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追求促进自我利益的各国政府在规则与我将称之为“短视的自我利益”相冲突时，它们仍会遵守国际机制的规则。“短视的自我利益”指的是，对于政府来说，当某一特定议题与其他议题孤立开来进行考虑时，政府对可选择行动方案所进行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不考虑特定的成问题的议题领域中的行动将对其他议题领域产生非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如果一个行动方案较之其他选择具有最高的预期价值，那么该行动就会给政府带来短视的自我利益。政府经常遵守与其自身短视利益相冲突的规则，这一现象对本章所阐述的现实主义或功能的理论而言是潜在的反常现象，这两种理论都假设世界政治中的行动是理性的利己主义的。为什么一个利己的行为者在某一议题上的行动会与其在这一议题领域中的自身利益不一致呢？如果我们遵守国际机制中的规则，这难道不是与利己主义的假设不相一致吗？

国家利益的模糊定义使得一些现实主义者（例如摩根索）避免涉及这一问题。摩根索注意到联合国系统中专门机构这类功能组织存在的事实，但他自己又认为当国家利益与此类专门机构的运行有冲突时，“国家利益胜过了国际的行动目标”（Morgenthau, 1948/1966, p.508）。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是否被短视地定义，而没有考虑到一个行动对其他议题或价值的影响，或从更加长远的意义上讲，没有考虑破坏国际规则和规范对其他国家目标的影响？然而，最关键之处在于如何精确地定义利益，以及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对自我利益的界定。对遵守问题中这些困惑现象的理解，需要我们考察国际机制如何影响理性的、利己的各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估算。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以下两个不同的但又相互关联的论证途径来进行。一条论证途径是孤立地看待某一机制，考察它相对其他可行性选择而言对政府的价值。对遵守中存在的困惑现象的这类解释，首要强调的是建设国际机制的困难性。由于机制建设起来很难，所以如果对其他方案选择的结果导致既有机制的崩溃，那么遵守机制中的规则才是理性的，因为即使一个不完善的机制也会比任何政治上看来是可行的替代机制要优越。另一个论证途径是把机制置于世界政治中其他机制的背景之下，把每一议题和机制当作议题和机制网络中的一部分。正如重复囚徒困境与一次囚徒困境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样，把一个机制放在其他机制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就能得出与孤立考察这一机制所截然不同的激励结构。

既有机制的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明文条款保证契约得以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情况下，即使是完全理性的个体，相互订立协议也是困难的。在世界政治中，国际机制通过降低由于高额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障碍，从而有助于促进协议的达成。不过，这些障碍和困难本身，使创设机制的初始步骤变得困难重重。

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意味着维持机制比建立机制更容易。利益互补是机制出现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国际机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个霸权国家的积极努力，例如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没有霸权国家参与的情况下，突发的严重危机的压力，也会促使机制的产生，例如国际能源机构。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补利益的情况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问题也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一旦一个国际机制被建立起来，它会从其产生的相对高水平和对称的信息中获益，通过这些，还使支持机制的谈判协议更容易达成。我们在第九章将会看到，处于国际货币和贸易机制中心的那些国际组织，在导致它们产生的美国霸权衰落之后仍然存在着。把国际机制看作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实体，而非一个半政府性质的规则制定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持久性。有效的国际机制促进官方非正式的接触和交流。事实上，它们可能产生跨政府的沟通和友好网络：一个政府的机密文件可能被另一个政府的官员看到；观点相近的官员的联盟的发展，可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专业人士的重要讨论能够表明国家政策的预期目标和主张（Neustadt, 1970; Keohane and Nye, 1974; Keohane, 1978）。这些跨政府关系的发展，通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他们对手可能行动的可靠信息，来增加世界政治中合作的机会。[7]

对这些深植于国际机制中的信息生产行动模式的意义进行评估，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70年代美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伴随着合作的立即崩溃。而这是粗糙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本应该能够预计到的。从历史标准来看，由于战后国际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是很高的，它们在执行层面的官员之间形成了复杂而广泛的沟通网络，所以我们可以期望在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的时间间隔会很长，既存机制存在的惯性相对来说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