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第3/11页）

交易成本

如同寡头垄断下产生的准协议一样，国际机制改变着相对的交易成本。特定的协议往往是被禁止的。例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条款中，除了在特定的情况下以外，是不允许使用歧视性的贸易安排的。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国家虽然在执行着行动，但是合法性的缺乏意味着这种措施的成本可能是很高的。例如在GATT的规则中，对使用歧视性贸易措施的报复是正当的。进一步说，通过将禁制性的内容提高到原则和规则的层次，国际机制在各个议题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一种特定的歧视性贸易措施再也不成为仅仅只是没有普遍意义的特定条款，相反，它违反了GATT，并对其他许多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含义。从囚徒困境的意义上讲，这种状态已经从一次博弈转换到多次重复博弈上；而从市场失灵的意义上讲，某种可能的谈判交易成本增加了，而其他的成本则降低了。在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意义上，结果都是一样的：违反机制原则的动机减少了。所以，国际机制降低合法谈判的交易成本并增加非法谈判的交易成本。

国际机制从更平常的意义上讲，还影响了交易成本，使各国政府一起谈判拟定协议的成本更加低廉。在一个既定的机制框架下，达成协议会变得更加方便。那些常常还包含国际组织的国际经济机制，为会议和秘书人员提供了一个论坛，进而成为达成协议过程中的重要激励因素。国际机制的原则和规则可以被运用到广泛的各种各样的特定议题领域中，它们是有效的：每次当一个新的特定问题兴起时，先期确立的规则和原则使各方没有必要再去围绕它们进行重复的谈判。

因此国际机制使各国政府利用潜在的规模经济的优势。一旦一个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处理每一个追加议题的边际成本将比没有机制要更低。就如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如果一个政策领域不透明的话，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值得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有经济学家所谓的“对规模经济的持续回报”的好处，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追加议题在这个机制下都可能以比先前的议题更加低的成本来进行处理。就如萨缪尔森指出的，在现代经济中，“持续增加的回报是偏离完全竞争状态的最主要例子”（Samuelson, 1967, p.117）。在世界政治中，我们应该可以指望对规模经济的持续回报会导致更加紧密的国际机制。

从规模经济的收益来看，特定的协议倾向于镶嵌于机制之中，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例如，在多边贸易回合谈判中，美国、日本和欧洲达成的一项减少某项特定关税的协议，将受到GATT的规则和原则的影响，也就是说，受到贸易机制的影响。这个贸易机制相继又套叠在其他一些安排之中，包括货币关系、能源、对外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及其他议题上的安排，它们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模式，而且，它们还与主要国家的军事和安全息息相关。[2]

这种相互套叠的国际机制模式，通过使特定议题的联系或者补偿性支付的安排变得更加容易或者更加困难，在一个议题领域中给予某个行为主体某种好处以换取它在另一个议题领域上的回报，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3]一个机制下的成串议题，促进这些议题之间形成补偿性支付手段，而如果没有国际机制将这些各种各样的议题相互联系起来，世界政治中的补偿性支付手段和联系将很难形成；在没有一种维持善意行为交换的“价格制度”下，制度的障碍将会阻碍相互有益的谈判协议的达成。

例如，假设各个议题都与其他议题孤立开来，由一国内部不同政府部门来管理。既然补偿性的支付总是意味着一个政府必须在一个领域放弃一些东西以便在另一个领域得到某些东西，那么在一个政府内部，这就必然有一个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害。在与它们利益相关的议题上，那些从拟议的补偿性支付手段中受损的官僚部门，将不大可能愿意去承担议题相互联系所带来的成本，纵使其他得益的部门声称这样做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要求也如此。

当然，各个议题并不都由一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来独立处理。相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议题集结在一起，才从功能上组织了政府的各个部门，例如美国的财政部、商业部和能源部。进一步说，政府怎样自我组织以便处理外交政策，是受到议题在国际上怎样组织这个因素的影响的；而不同的国际机制所涉及的议题，常常是由国内不同的政府部门来处理的。由于必要的内部权衡将在各个部门内部而不是各个部门之间发生，交织在同一机制中的那些议题间的补偿性支付和联系因此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属于不同机制内部的那些议题间的联系仍是困难的，因为这些议题与同一机制下的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