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第5/7页）

第七章将前面关于理性和狭隘的利己主义假设进一步放宽。本章首先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通过政府执行决策是有成本的假设，考察偏离古典理性假设进行分析对我们的研究主题所具有的含义。也就是说，各国政府是在有限理性的限制条件下行动的（Simon, 1955），而不是作为古典的理性行为者来行事的。根据这个假设，机制并不取代也不可能取代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持续计算，而是提供其他政府也要坚持的“粗略的概测规则”（rules of thumb），从而可以为各国政府提供约束后来者的机会，也使其他政府的政策变得更加可预测。在有限理性意识下培育的合作，并不需要各国接受共同的理想或者抛弃根本的主权原则。即使利己主义的行为者，在特定的形势下也可能同意接受这样的义务，对利益不作算计，如果它们相信，这样做从长远来说比不接受任何规则或者任何其他具有政治可行性的系列规则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话。

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第七章的前面两部分，都采用了利己主义的假设。第七章的后面两部分通过移情(2)因素在利益判断中所起的作用，对“利己主义的自身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概念”作了区别，从而将利己主义的假设放宽。在我们的词语范畴中，行为者从移情的意义上将它们的利益解释为相互依赖，这些行为者会发现，它们之间达成国际机制，要比那些从狭隘的利益角度定义自身利益的行为者之间更加容易。我在这一章通过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两个特征，探讨了国家行为的利己主义和移情式解释的优点和缺点。这两个特征从利己主义立场看可能存在一些令人迷惑的地方，也就是说，机制的规则和原则有时被认为在道德上扮演着强制的角色，而另一方面，资源的不均衡交换却常常持续作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总的来说，第二部分构成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现实主义理论试图仅仅在利益和权力的基础上预测国际行为，这是重要的，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对理解世界政治还是不够的。它们还需要由强调国际制度的理论来补充，但不是由国际制度理论来取代它。即使我们完全了解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意义，如果不了解行动的制度背景，也许是不能完全说明国家行为的根源的（以及跨国行为体的行为）。

制度主义者对现实主义的修正，为本书所要解决的难题提供了非常抽象的回答，这个难题就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如何才能发生？我们知道，国际机制的创设是权力配置的状况、共同的利益以及盛行的期望和实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机制是在较早时期的合作努力背景下兴起的，不管这些合作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进一步讲，第二部分的理论解释了既有机制在其创设时的条件消失时，这些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连续性问题：机制对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扮演着重要的功能，也因为对机制的创设和重建非常困难。为了充分认识这种理论论证对理解当代国际机制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将当代国际机制的创设与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演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就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任务。

第三部分的论述说明当代国际机制的创设，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战后美国的政策得到解释，它们也是通过战后美国的力量得到执行的。随着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经济优势的衰退，主要的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处于变迁的压力下。这样看来，现实主义者的预言是对的。然而，这些经济机制的变迁并不总是与力量的转移相关，美国霸权的衰落也并非始终如一地导致国际机制的崩溃；国际合作仍然得到维持，而且在有些议题上还增多了。可以说，现今的纷争和合作模式反映了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例如，美国霸权既有的影响及其衰退所造成的影响是并存的；当今各种共同利益和互相冲突利益的混合；以及代表着一种霸权制度遗产的国际经济机制力量。

第三部分的经验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美国霸权在实践中是怎样运行的。因此第八章探讨了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十年期间的霸权，即从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到60年代后期这段时期，这时候美国开始表现出寻求保护自己免受经济相互依赖影响的迹象。这里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霸权状态下合作的根源与实践。本章研究的一些事件，说明了第四章所指出的纷争与合作之间紧密联系这个观点，同时也揭示了力量的不平等可能与相互的调整、政策的协调以及国际机制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霸权与国际机制可能是相互补充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代替的，两者都可使协议的达成成为可能，并有利于促使人们遵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