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版前言

从其产生和所获得的支持而言，本书是一本很传统的书，基本上是学者个人劳动的成果，而非集体研究或巨额资助的产物。然而，在7年的研究和写作中，我还是得到了许多机构的帮助。在我阅读和思考的最初阶段，我得到美国German Marshall基金会的一笔资助，于1977—1978年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研究，这段经历使我获益匪浅。我的大部分研究是在斯坦福大学及其后的布兰德斯大学进行的。斯坦福大学为我的辅助研究提供了资金，并资助我于1981年访问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布兰德斯大学的Mazur基金会给予我资金支持，使我得以影印我的手稿并分发给同事们评阅。感谢在1983—1984学年中，布兰德斯大学慷慨地为我提供一个学术休假年，使我能于1983年7月到1984年1月这段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书稿最后的处理工作中。韦斯理学院允许我使用其便捷且管理完善的图书馆及计算机系统，大大加速了我的工作。图书馆和计算机中心的工作人员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对这一切，我深表谢意。

尽管发表在《国际组织》杂志1982年春季号上的《需要国际制度》一文包含了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核心思想，但本书观点就整体而言未曾发表过。第三部分主题的内容——实践中的霸权与合作的互补性——也是首次发表，除了其中的一些实例材料以前出版过以外。第八章是在《50年代“漫长十年”中的霸权领导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一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此文收集在由William Avery和David Rapkin主编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美国》（New York: Longman, 1982）一书中。第九章部分是基于《霸权稳定论和国际经济机制的变迁（1967—1977）》一文而写就的，此章的一些内容即是这篇文章的翻版，由出版社授权从Ole Holsti、Randolph Siverson和Aleander George主编的《变化中的国际体系》（Westview Press, 1980）一书中翻印而来。第十章的部分内容也曾出现在《国际机构和可能的艺术：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例》（《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1982年夏季号第1卷第4期）一文中。

给予本书帮助的朋友、学生和同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竭力避免把他们一一列出，以免有所遗漏。本书的某些章节，以草稿或前期发表文章的方式，在极少数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中传阅过，我因此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对这些建议我都认真地对待并有选择地吸取了。学者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智慧，互相帮助以提高研究的质量，这是当代学术生活中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我个人而言，深感幸运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有众多极有天赋且慷慨大度的学者。

我应该指出少数几位为本书作出特殊贡献的人，Karen Bernstien和Shannon Salmon是出色的研究助手，他们为第八章和第十章搜集了有用的资料。我与Helen Milner共同对早期的书稿进行了探讨。她对我的研究工作提出了精辟的批评，并在我最初的论证可能陷入无望的混乱状态时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对这一切我深表感谢。Joseph Nye，我的亲密朋友和从前的合作者，对我而言是精神和学术上的双重力量源泉。Vinod Aggarwal, Robert Axelrod, James Caporaso, Benjamin Cohen, Robert Gilpin, Peter Gourevitch, Leath Haus, Harold Jacobson, Peter Katzenstein, Nannerl Keohane, David Laitin, Helen Milner, Joseph Nye, Susan Okin, Robert Putnam, Howard Silverman等学者，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给予了极有价值的建议。

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我竭力比仿的资深学者们，他们极富创造性，尊重并关注年轻学者，不躲在名誉和头衔后面以自我保护。这些学者总是设法提出新的思维，并让它们接受来自各方的检验。他们知道社会科学的进步不在于事实的苦苦积累，而在于思想的辩证性交锋，因此，对自己的观点被批评甚至被证明为错误，丝毫不感到畏惧。在这些导师中我尤其要指出，Alexander George, Ernst Haas, Albert Hirschman, Stanley Hoffmann, Charles Kindleberger, Robert North, Raymond Vernon, Kenneth Waltz。他们性格各异，但有一点，都富有想象力，在学术上讲求诚信，思想活跃。

有两位曾给予我诸多鼓舞和激励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一是英年早逝的Fred Hirsch。他是一位想象力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家，《增长的社会限制》的作者。另一位是我的父亲，Robert E. Keohane，他十分睿智，虽然从未作出过重大学术成果，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他的渊博知识，他的正直，一直在警示我，使我远离肤浅和机会主义。

我家庭的其他成员对此项工作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我的母亲Mary P. Keohane，给予我诸多母爱，并予我以道德信念和学术热情。对我而言，她永远是一位支持者、批判者和榜样。我对世界政治中合作问题紧迫性的认识，因对儿女们未来的关注而加强，尽管他们自己常常提醒我，学术成就与生活乐趣相比有时应该处于次要地位。最后，用语言是难以表达我妻子Nannerl O. Keohane对我的意义的。在我的生活中，她极为重要，扮演着多重角色。她的个人著作在研究的深度、表述的清晰以及风格的优美上达到了很高水准。而她作为大学校长所取得的成就既让我钦佩，又使我坚信，处于这样位置且性情专一的人，同样可以创造愉快的学术研究生活。她对我工作的批评和高期望值促使我更加努力。除此而外，她还是爱、道德支持和家庭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