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第3/7页）

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即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就能够维持，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明确地对这种正统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17]为了解释霸权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基欧汉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即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鲁杰（John G. Ruggie）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此后逐步占据国际关系话语系统的中心。但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前，对于国际机制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描述的阶段。只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后，由于基欧汉引入大量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这个概念才具有更多的分析性意义。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所谓国际机制，按照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给出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就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8]。基欧汉承认，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共同利益，这种利己决策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理性的总和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问题。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的推演，为了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危机，由霸权国家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共同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那么，霸权国家借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基欧汉看来，就是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积极参与战后的机制建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看出来。所以，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在于，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机制的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霸权主导下国际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霸权体系的“护持”具有重要的价值。[19]由此可以看出，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修正：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这种被修正或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理解基欧汉接下来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国际机制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而且这些机制对维持霸权状态下的和平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是不是说一旦霸权国家衰落以后，原先在霸权国家主导下所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瓦解呢？而如果这些机制因为霸权的衰落而成为变革的对象，世界政治经济不就因此会陷入纷争与不和之中了吗？正统的（或者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回答，但是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认为未必如此。在基欧汉看来，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20]也就是说，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既有的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发生衰落，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对确保霸权之后世界中的合作与和平仍然起着独立的作用。因此，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为霸权之后合作与和平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

这样看来，基欧汉这本书的理论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对正统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和提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国际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的功能价值的分析，说明国际机制对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减少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纷争与不和是有价值的，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是有意义的。

《霸权之后》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对我们理解美国为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霸权衰落的挑战而进行的外交实践，是不无帮助的。《霸权之后》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发达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机制的维持和建设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避免纷争。用政策的语言讲，就是西方联盟怎样维持牢靠和稳固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陷入诸多困境，难有战后初期那种一统天下君临一切的气势和抱负，美国霸权的衰落成为朝野上下挥之不去的阴影，西方联盟的前景也令人忧虑不堪。美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面临的不是20世纪前半期如何“与崛起打交道”（coping with rising）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衰落打交道”（coping with declining）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霸权衰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基欧汉这本书隐含的政策意义在于，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对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基欧汉对国际机制功能的强调，一定就对美国今天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基本的世界政治政策，不难发现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强调国际制度建设在维持美国全球利益和管理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中的意义，无论这些制度建设是以美国利益的名义还是以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名义。进一步说，美国及其西方联盟在今天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参与制定的国际制度来确定和维护的；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和解释，已经成为美国外交“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霸权之后》一书在政策上的价值在于，它为美国应对霸权衰落和如何与衰落打交道开出了一张很好的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