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动物学课

一九三九年，德国人从西部推进，苏联人则从东部逼近，在东西之间，他们撕裂了波兰的残骸。安娜和燕子男在这两头帝国野兽的周围、前后、中间，辛苦地行走着。

第一要务是给安娜弄件乡下孩子穿的衣服。安娜从克拉科夫穿出来的那件漂亮的红白相间的裙子跟燕子男的那款三件套西服一样太体面，如果穿着它进城的话——说不定漂亮得足以激起某种艳羡——但在乡下穿这样的衣服可不好。

燕子男的下一课是：

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你就应该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如果在城市，就意味着要装出毫不费力就很富足的样子。在乡下，你要显得不像是从城里来的样子。

除了穿着，这个原则对打算四处游走为生的人提出了不少严苛的要求。富足不仅带来大量财富的积累，同时也意味着能单独住在地面二层以上高大宽敞的公寓里。什么样的城市富裕居民会随身携带那么多东西呢？在乡下，除了带着沉甸甸的大包，没有更明确的办法表明你从哪里来。燕子男带着那个医用包的原因就在这里。不是很大，够不上显眼的尺度，可是经过精心安排，他能放进去的东西足以体面地供自己所需。他把包里的东西装得非常用心，不仅让里面的空间最大化，同时还避免从外观上暗示里面的东西快要装得满满当当了。他这样做既避免好奇者注意，又不被无良之辈盯上。

包里装着如下物品：

两套他们暂时不用的衣服，燕子男紧紧卷起来，使的劲大得连指关节都发白了。有时安娜都纳闷等他们需要的时候这些衣服怎么再度展开。

一本德国护照，一本波兰护照，两本护照上的照片压根儿没有一张像燕子男。两本护照藏得很利索，精准、对称地相对摆放在包的左右两侧。他们在东部地区即波兰的苏联端漫游期间，燕子男有机会从路边一个死去的老太婆尸体里掏出一本苏联护照，他又把这本护照放在医用包后面的边沿，这样他的东西除了前面，其他各个方位的侧翼都被自己偷来的身份证件掩护着。

一面小小的四方形手镜，这个主要是燕子男用来刮胡子的，他差不多隔几天就用小刀刮一次，通常在天亮前刮。看上去从来没有刮得痛痛快快过。然而燕子男众多策略中就有一条是绝不带着刚刮过的干干净净的脸进城，免得让人看出他的外表经过刻意保养。而且，基于同样的考虑，他决不许自己的胡子茬儿演变成小胡子——在那个时代，小胡子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含义。

一个装着长短不一香烟的小玻璃罐。燕子男讨厌烟草味，如果不是非得特意向人们展现某个方面，他会尽最大可能不吸烟。但是，战争在继续进行，香烟不断增值——可以充当表达善意的象征符号，也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必需品。如果他认为很值得，对香烟毫不顾忌的消费可以作为夸耀权力或者影响力的标志。

这个罐子里还装着一小盒火柴，燕子男觉得它比贵重的香烟价值更高，需要用到一根火柴的时候，他捏着的样子充满了恭敬和小心，似乎每根火柴都是一件神圣的遗物或者有生命的东西。

一把锡制水杯。波兰的新鲜水非常丰盛，只须舀一杯，安娜和燕子男到时就不会口渴。

一小块磨刀石。这是燕子男每晚睡前用来磨尖随身携带的折刀的工具。他例行公事般磨两下还是彻底磨尖，取决于次日的使用程度。

一块亮闪闪的铜壳怀表。安娜第一眼看到这东西时热切地把它贴到耳朵上。在克拉科夫他们瓦尼亚家里有个巨大的老柜钟，安娜对家里最怀念的一个东西就是那可靠准确又磕磕绊绊的走针的声音，“滴”声比“嗒”声只长那么一点点。然而，令她失望的是，这只铜表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在那种很罕见的场合，燕子男和安娜不得已要跟别人睡一块儿时，他会徒劳地给那块坏表上发条，用来代替磨刀（他更喜欢把刀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除非迫不得已要用）。

一支放在小木匣里的粗重的自来水钢笔，上端用淡红色印着大写字母DWR。这支笔几乎永远放在盒子里，盒子放在包里。

除了那只包，燕子男外面还随身携带如下物件：

那把黑色大雨伞。不仅在雨天会派上大用场，而且在下雪的月份也会用得着，这样的月份还很多。燕子男不止一次在波兰大地上挖出一个小槽口——如果地面足够柔软就用手指，如果不够柔软就用那把小刀——然后把伞扎进去，他和安娜睡觉的时候拿伞来阻挡飘落的雪。他们经常蜷缩在伞下醒来，沉重的大雪压得那把黑伞直呻吟，可从来没倒过。这把伞是燕子男唯一经常迁就舒适的东西。每年气温开始逐渐变得真正冷起来的时候，自然，出于需要，他们经常会通过顺手牵羊或者其他不够光明正大的手段，弄些厚大衣、帽子之类的东西，如果能找到，还会弄些合适的手套（燕子男窄窄的手掌和长长的手指几乎没有一双伸进去是合适的）。即便如此，天气回暖时，他们那些宝贵的冬季奢侈品会被堆成小山抛弃在地上。如果没有穿坏，是很不容易搬运的——尤其是外套——再说夏天穿着冬天的衣服是颠沛流离最鲜明不过的标志。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流浪汉，向外人流露出颠沛流离的迹象会让他们显得不可靠，对燕子男来说，最可恶的东西莫过于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