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3/19页)

*塔可夫斯基不断重申他对这两位大师的敬佩与热爱,尤其是布列松,1983年,他曾与其在戛纳分享过电影创作特别奖[两人的作品分别是《乡愁》和《金钱》(L'Argent)],颁奖者是奥逊·威尔斯(OrsonWelles)(19)。布列松拒绝发表任何获奖感言,塔可夫斯基耸耸肩,说了一句“非常感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也许他们俩对于要分享这一荣誉都有点不悦。

男人向右侧走开了,但摄像机仍留在原地,注视着他曾经看过去的方向——他的妻子正迷迷糊糊地起床。

他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烧上水,刷牙。一盏灯泡亮了。很好:你知道,这地方又亮了一点。塔可夫斯基一向反对对他的电影中的画面进行象征意义的解读,但对于这个灯泡的含意的猜想:这个男人刚刚有了个好点子?如果是这样,那恐怕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点子:灯泡突然闪了一下,然后灭了,就像是把自己吹熄了一样。也许我们对于这是哪个国家还不甚明朗,但不管这是哪儿,看来要得到可靠的照明都是个问题。

在这个当口,还有别的特殊问题,就是这个妻子。她要么一直醒着,要么是被火车、《马赛曲》,以及她丈夫的脚步声吵醒的。她先把灯光调到刺眼,整个房间都被照亮了,一秒钟后,又回到再次接近黑暗的状态。显然,他们家需要换根电线。

你知道“最后的话”(20)吗?我们天然地对人们最后的话感到好奇,但是收集齐第一句话——在电影里说的,不是声响,而是实实在在的话语——把这些话输入电脑,用某些处理方法或分析方法来划分结果,一定很有趣。在这部电影里,第一句话是妻子说的,“你为什么要拿我的表?”是的,电影几乎刚一开头,她刚刚醒来,从丈夫的角度来看,她就已经开始唠叨了。念叨他,说他是贼。难怪他想出去。当然,我们也从中得到了宏大的主题:时间。塔可夫斯基正在对观众说:忘掉以往有关时间的观念吧。不要再看你的表,如果你把自己交到塔可夫斯基的时间中,那么,《谍影重重》(The Bourne Ultimatum)的混乱比《奇遇》更乏味。“我认为,人们通常去电影院的目的是时间,”塔可夫斯基曾说过,“为了浪费的时光,丢失的时光,或者将获得的时光。”这种观点如果加上几个词,那么最迟钝的影迷也会完全同意。加上的词就是“好”,“人们去电影院的目的是为了度过好时光,而不是仅仅坐在那儿等什么事发生”。[一些人不在此范围内。他们根本不去电影院。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小说《钟人》(Clockers)里有一个人物,“钟人”,对他来说,一部电影,任何电影,都不过是“在那儿坐上九十分钟”——这可以看作是塔可夫斯基言论的负面背书。]

她扩展了时间的概念——她已经消磨了最好的年华,变老了——正当男人刷牙的时候。她这样做让你又想起安东尼奥尼,因为很明显,她不是莫妮卡·维蒂。坦白地讲,这种唠叨和逝去容颜的组合似乎是让人离开的强迫性的刺激。她把负罪感加诸他,但常用的套话——你只考虑你自己——却反转了,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反转:连你都不考虑你自己……*

*塔可夫斯基的妻子拉丽莎想要出演这个部分,而她的导演丈夫也希望把这个角色给她。但他最终被其他剧组成员说服,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支持爱丽莎·弗兰迪克(Alisa Freindlikh)。反对声最大的格里高利·雷贝格(Georgi Rerberg)是塔可夫斯基之前的电影《镜子》(Mirror)以及《潜行者》最初的摄影导演。得罪了拉丽莎可能成为雷贝格后来离开《潜行者》剧组的诱因。

她请求他留下,但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她明知这是徒劳,他要走了——虽然没有说他去哪儿。她说他会在监狱中了此残生。他说哪里都是监狱。绝妙的回答。但却是个不好的迹象,婚姻的智慧。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缺乏沟通到了斗嘴争吵、敌视对方的转捩点。这种模式并不令人愉快,但你很容易陷入,又难以脱身:就像一座监狱。有人猜测男人的回答是一种隐喻,但是这部电影常常让我们好奇它所设置的时间与地理背景,以及它与银幕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潜行者》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拍摄的,而不是30年代或者50年代——那时的苏联就是一个巨大的劳改营,在劳改营的俚语里[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21)在《古拉格》(Gulag)中所说],“铁丝网以外的世界不叫‘自由’,而是‘波沙雅区’,即‘大监狱区’,比劳改营的‘小区’更大,极端性更弱,但是人更少——当然也更缺乏人性”。但是到了《潜行者》的年代,用托尼·朱特(Tony Judt)(22)的话说,共产主义已经成了“忍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听起来类似于“失衡的生活”(23),这个词来自印第安语——“需要改变的生活方式”或者“失去平衡的生活”)。《潜行者》不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电影,但是虽没有明确提及,却不断让人联想到古拉格:或是潜行者的劳改营犯人式的发型,或是重叠的词语。我们会发现,在“区”里最冒险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绞肉机”,这是犯人们对“苏联镇压系统”的另一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