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这一点做完就结束,好不好?

“圣伯纳丁疗养院是一家慈善性质的私人疗养院,为患有晚期疾病的病人提供娴熟关爱的护理,”小册子上写道,“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修女都是训练有素的护工及义工。一支医院的医疗小组也随时待命,提供进一步支持。”

“但我不想去那里。”我试图告诉我的全科医生。这是在最后一次手术之后,当时我仍能勉强发出一些声音,让人听出单词。我把小册子放回到他的办公桌。

我知道圣伯纳丁。就是小镇边上一栋黑色的燧石矮楼。在我不得已要跑一趟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去大型五金店修理花园工具时,我坐公车会路过疗养院。我一向对我的工具感觉亲切,把它们当作朋友对待。但经过疗养院时,我会扭过身去,背朝那栋楼,转而看向大海。我掏出笔记本。我想待在自己家里,我写道。

医生点点头。他拿起一支钢笔来,在指间转动。

“当然啦,如果你不想去圣伯纳丁,也不是非去不可,奎妮。”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支笔,嘴里不时叹一口气,就好像胸腔深处有什么地方正在爆炸。“癌症已经晚期了。我们现在不能再做手术。你知道预后并不——”他低声说,“你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说。我伸手去抓拐杖,尽管我并没打算离开。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紧紧握住拐杖是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我不是逼你去圣伯纳丁。我当然不会逼你,但在那里她们能保证你会过得很舒适。你住在那栋海滩小屋里让我很担心。已经没有别人在恩布尔顿湾过冬了。我知道你家有电,但你没有像样的暖气。而且在这种天气里,沿海小路几乎不能走人。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救护车没法开进去救你。”

我有西蒙。那个医院的义工。他会过来。

“但他一周只来三次。你需要全天护理。”

空气似乎非常浓稠,我不得不集中精力才能呼吸。我几乎什么话也听不到,就算听到,也只是几个单词,比如“复杂”,等等。

尽管如此,我仍可以固执己见。我仍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木屋里,但我整个脸都垮下来,走形了。嘴巴张不开,眼睛也睁不了。进食很困难。说话也困难。我停止了每日的散步,也不再去商店。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我太羞耻。如果有人来访,我就闭门不见。我甚至避免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工作,生怕他们发现我。我心想,我要睡了,睡吧,睡吧,但那从来就没发生过,没有一觉呜呼。我不想麻烦任何人,只想撒手人寰。但每当我想到撒手,却又想抓得更紧。我承认自己哭过。雨一直下,风也一直在刮。我从门口看着我的海上花园,狂风掀倒浮木的人像,雨淹没了岩池。冬天似乎永无止境。

义工西蒙听说我选择了圣伯纳丁时,他说,哦,他的阿姨去了那里。“那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不需要信教。他们有各种活动。音乐啊、艺术啊之类的。还有个不错的花园。你会喜欢那个花园的。我阿姨就很开心,直到——”

然后他微微一笑,就好像他彻底忘了该怎么说话。

西蒙就是一只大熊,他穿一件连帽粗呢外套,牛角扣都扣不上。他给我打包家居服、拖鞋和毛巾时,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们走到哪里都在一起,那个行李箱和我。西蒙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想带上的东西,我却无从思考,因为我要离开的这个想法实在太奇怪。我在那栋海滩小屋里住了二十年,从我离开你和金斯布里奇后就住在那里了。那个地方是我的一部分,就好像过去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的骨头也是我的一部分。我看着灰漆墙面、裸木地板、从旧货商店里淘来的二手佩斯利印花沙发罩,还有我在一个冬天做的碎布多彩地毯。老炉灶,黄铜锅,蓝色百叶木窗,窗台上的玻璃瓶和书。镶金边的豆绿色瓷杯瓷碟是我多年前在金斯布里奇买的,想着万一你哪天来做客,留下来喝杯茶时能用得上。要不是木头火炉的供热,屋里已经很冷了,西蒙的呼吸化成头顶的一大团烟云。我的呼吸只是一涓细流。

西蒙背着我从沙路走向他的车。其他所有的海滩小屋仍因冬天而大门紧闭。我就像只小鸟,西蒙大笑着说。我知道如果我真是一只鸟,早就死了。我努力不再去琢磨那个念头,因为它让我恐慌,哈罗德,那些想法涌出来时就是这样。他背着我走过公立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会所。没人站在窗边,我很高兴。西蒙回去拿我的行李箱前,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给我做伴,但独处与寂静正是我习以为常的。

我们开车离开时,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我的海上花园。我看到燧石墙壁,彩色旗子,种穗的尖头,还有人像。在海雾的掩映下,它们只是高崖上的黑影幢幢。在村里,我们经过成排刷白的黑燧石村舍,大地像一本冬季之书般打开。灌木树篱只剩光杆。去年的树叶像小蝙蝠一样吊在树上,一道挪威云杉绿化带在风中摇摆。没有切维厄特绵羊的踪影。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地标,却没有道别。但有时你不说这个字是因为,你以为有些什么仍在继续,而实际上它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