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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这事好像没什么。当时是下了天大的决心，用惊心动魄这个成语来形容那几天一点也不过份，我运气也实在是好。省里的那几个批发大户为什么敢于要我这批君子兰？赌的也是时间差。这就像小时候玩的游戏“击鼓传花”差不多，谁若没在鼓声停止的那一刻把花传给下家，那他就跳楼去吧。

当时，所有的钱都过我的手，财务制度形同虚设。只要我分几万块钱给同行的技术专家，大可以把这一百多万瞒下，或者说瞒下几十万是不成问题。

别说我没动心，我那时的工资也不过百多块钱。这是够我赚上几十辈子的钱。可惜就是不敢拿，顾虑太多。严格地讲，按其时的标准，我这种行为已经够得上经济领域投机倒把的边缘，若有人去检举揭发，自己再往里面伸手，弄不好就得去坐牢。何况陈映真已经对她父亲讲了这事。这位老右派思想顽固得紧，把胆大妄为的我训了一顿。我可不敢再拿政治前途下赌。回梨山乡，五十万欠款还了银行，再分了一口汤给林业局花圃，没喘一口气，又赶赴山东，找来技术顾问，引来良种，用这赚来的一百多万搞起花卉养植。再通过老同学的关系，在上海、武汉找销售渠道，一年来风里奔雨里走，到年终，财政收入原本在十三个乡镇中排名中游的梨山乡一跃成为龙头老大，全年乡财政收入实现357万元，比上年增加210万元。

要说那时，真是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白天蹲基地，晚上还蹲基地，同时疯狂地阅读各种有关于花卉知识的书籍，没多久，便能与省里的花卉专家过招，侃侃而谈各种花卉的习性、日常养护、虫害防治、常见病治疗、以及授粉、嫁接等等。一时间，人人都知道梨山乡出了一个花疯子。我这人是有疯劲，可能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岳父送我的三个字，我只能做到“清”与“勤”，“慎”字是远谈不上。不过待人接物还算谦虚，知道自己本来屁都不是，是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别人干八小时，我干十八个小时。真不是吹牛。那时体力又好，脑筋转得也快，一晚上只睡四五个钟头是家常便饭。

梨山乡焕然一新。除了搞好这个花卉基地，抓日常工作之外，我还办了二件大事：一是投了三十万给梨山乡小学，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教学大楼，是全县最好的乡级小学。再穷，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没把这句刷在马路围墙上的石灰语录当成广告。二是修马路，把通过县城的那条晴天三尺土雨天三尺泥的烂路改造成一条两车道的沥青马路。总共投资一百七十万，乡里拿了三十万，问县里要了二十万，再直接找省财政厅专款专用拨了一百二十万。没问老百姓要一分钱。

我的事迹引起了县、行署、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敢想敢干有魄力的年轻干部。各级部门的宣传部开始树我这个典型。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是鼓励能人，鼓励农村搞深化改革，把以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第一阶段转向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在这一年的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一号文件”，要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把价格放开，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做市场调节的文章；要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面向市场，因地制宜，使农业内部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九八六年，我做了梨山乡的一把手。这从副到正，无异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惊险的一跳，许多人做了二十年的副乡长、副书记，就拿不掉前头这个“副”字，我这个从政两年的后生以火箭一般的速度把他们甩在身后。靠的是什么？岳父是一方面，“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是一方面，“稀泥糊不上壁”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机遇太好，还遇上贵人。老书记姓龙，是南下干部，没多少文化，平时话不多，却什么都看在心里，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不提，去年底退休了。县里召开会议讨论人事。老书记不请自到，向县委书记递报告，推荐我接任。有人说，小李还太年轻，得有人替他把舵；有人说，李国安这人成绩不少，毛病不少，有点好大喜功。老书记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道，“梨山七万百姓需要这样好大喜功肯为他们办实事的书记。”第二天，老书记得了脑溢血，县里派人去慰问他，他已经不能说话，示意家人拿来纸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一行字：梨山需要李国安。

等我听闻此事后，老书记已经去世了。县委罗书记把这张纸条递给我，拍了拍我肩膀，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对得起龙书记。”现在，还有龙书记这样的官吗？凭心而论，我在梨山前后从政三年，对得起龙书记对我的信任，对得起梨山百姓对我的厚爱。不敢说所有人，十有八九吧。八八年，我离开梨山，就像戏剧里演的那样，许多村庄的百姓自发来到乡政府门口为我送行，鞭炮响了一天，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不送锦旗，捧上了一把万民伞。一些村人还请愿，说，请政府把李书记给我们留下吧。我当时哭了。真有一种圣洁的感觉。觉得自己这三年苦没白累，三年的心没白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