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声里走出来

说到相声创作,我总是认为自己赶的时间很好,打倒“四人帮”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各种艺术形式百废待兴。全国各省市文化馆都有各自的刊物,比如,天津有《天津演唱》,沈阳有《群众文艺》,等等。各个省市的报纸都开辟了文艺园地,如北京市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其他报纸也刊登了相声。我那时候投稿多,算高产作者。现在回忆很多作品也不成熟,只是凭一股子热情。

非常感谢当时的马季、常宝华、赵振铎和赵世忠老师对我的培养和关心,使我很快地融入到曲艺大军里面参加创作。截至1985年,我创作的相声已有一百五十多篇了。由于写的数量多,发表多,使用多,广播电视各种媒体都用,各地演员也都用我的作品。其中有一个作品叫《三厢情愿》,几乎全国专业的、业余的相声演员都演过。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要是给稿费的话,我那时候就成大富翁了。

《三厢情愿》的内容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这段相声演出火爆,中央电视台后来也用了。

自从1979年我进入曲艺团写相声起,一直到1989年,中国的相声创作处在一种低迷状态,所以我开始向影视方面发展。当时有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不怕人家笑话,因为一般人总会认为相声是小作品,电影和电视剧才是大作品。我写影视作品也是权宜之计,想等一等,一旦相声环境好了再写相声不迟。

另外,我也不怕失败。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写得不成功也没有关系,本来就不是剧作家吗。正好,司法部宣传处有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写几个法制方面的短剧,借着这个机会,我开始写了三个法制方面的短剧。

其实相声很不好写,相声属于舞台艺术。后来电视逐渐占领了观众的视线,相声界为适应电视台,许多时候都要跟着电视台的要求走。然而有一点让相声为难的是,电视台是新闻单位,他们不光有艺术方面的标准,还有新闻要求,为了适应电视台的要求,相声的内容受到了一定限制。许多相声出来都是难产的,或者生出来也是缺血儿。有一次,一位电视台管文艺的领导问我为什么不写相声了,我抱怨说,我写十段相声会被他毙11段。那位负责人难为情地说,不会有那么多,但他不否认会受许多限制。另外,就是有时离开政治又受商品化的影响。企业有钱,让相声作品与他们的商品挂钩,这样相声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商品,跟企业不太好走,跟政治也不完全行,所以当时相声创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走进了一个误区。我在那个时候是被电视台毙怕了,用一句玩笑话说就是,自己利用缓期执行的时间写影视剧。

作为一个知名的相声作者停止写相声,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的同行说我在养腕儿,意思就是一般曲艺界有名的艺人,到一定的时候要休整一段,以利提高水平;也有人说写相声挣钱少,写电视剧挣钱多,认为在劳务收益上与演员比心里不平衡;更有富同情心的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写相声的某某某不满低稿酬改行去写电视剧。那位记者见到我还问我看到那篇文章没有,公开说明写的就是我。这让我哭笑不得。我不写相声主要的原因就是送审的相声屡遭枪毙,相声不好写了才去写电视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