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岁月

我1943年二月初六出生在北京崇文门外打磨厂下东河沿。今年73岁，属羊的。我们家是做牙刷的，父亲叫廉经文，叔叔叫廉记文，哥俩开了一个工厂取名叫“文聚祥”，我记得厂里有很多机器，听说最多的时候雇有五十多个工人。买卖不错，生活无忧，家里人还买了一套非常整齐的四合院。据老人说，我们是河北安平人，爷爷家很穷，但因廉家祖辈出秀才，爷爷省吃俭用供我父亲上了六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了，我父亲14岁背个小铺盖卷来北京学徒，学的就是做牙刷。

过去的牙刷是牛骨头把的。牛骨头买来要浸泡，然后把骨头弄干净，用锯劈成一截一截的半成品，然后用手工打眼儿，栽猪鬃。猪鬃栽到眼里叫栽活，栽活多由一些家庭妇女手工完成。附近许多家庭靠妇女栽活养家糊口。

河沿做牙刷的扎堆，说起来都是老乡和师兄弟。另外，除了做牙刷的以外，还有做牛角活的什么梳子、刮舌子、鞋拔子这些东西。总之，无论做牙刷的还是做牛角活的都离不开泡材料。这种泡骨头的水气味难闻无比，那一缸缸的臭水无处排泄就倒在护城河里，这就是做这种生意为什么要住在河边的原因。那年月也不懂环境污染，只记得我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污染很严重。

我家西面不远是北京前门火车站，河对面是城墙，城墙下是火车道，来来往往的火车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叫声，初来乍到的人晚上是没法睡觉的，也就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久了的人才能有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功夫。

臭味儿加噪音已经够人受的了，那年年的河患更让人苦不堪言。那条护城河在平时不是很深，一下雨水就多了，赶上下大雨，河水汹涌澎湃，经常淹死人。我家西口有个大傻子，有一年发大水，傻子去河边捞漂浮的木头，出溜到河里淹死了，傻子很孝顺，他的死苦了他老妈。

我小时候后河沿有一首儿谣：“后河沿儿两头洼，不是死俩就死仨！”

河沿东口还有一个叫街的，叫街的就是喊着要饭的，我还依稀记着她的吆喝声，“谁有剩吃的给我点吃哟—”，很可怜。还有一个没鼻子老太太露宿街头，小孩子们淘气，大人就说没鼻子老太太来了，拿她吓唬孩子。

这条河边上住的没什么有钱人。1948年底解放军围城，能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炮声，老百姓怕炮弹掉下来，家家门口都挖防空壕。壕是一米多深、七八十厘米宽的一个沟，炮弹来的时候在那里蹲下。家里挖防空洞，北京那时候地下水很浅，有的家挖着挖着就能挖出水来。北京水甜，那会儿没有自来水管，喝水都得去东口井里挑水，后来在院里下管子安了个压水机。解放前也没有电灯，点煤油灯照亮，黑天屋子里火苗凄凄，显得可怜巴巴的。

那时候富人也不多，有饭吃就不错了。解放军围城那年，我只有五六岁。城里粮食紧张，老百姓一大早就排大队买粮食。有个卖粮食的是个麻子，当时我家算是有点钱，夜里头让粮店麻掌柜偷偷地把粮食倒在院子里的缸里。

老百姓出城门和进城门都要检查。我记得我父亲骑车带着我到宽街教堂去聚会，刚一进崇文门，就有检查的。我父亲把车支起来，有一个戴礼帽的人走过来，让父亲把胳膊伸平，那个人从腋下摸到腿脖子，主要是查有没有枪藏在身上。然后，他后退一步，向我父亲一鞠躬，伸手放行。

北京解放那一天，天特别亮，年幼无知的我也不懂，喊了一句“解放了—”，家大人赶紧制止：“你懂什么叫解放了吗？你也不怕给你逮起来。”

一队队解放军进城，我们家胡同也来了解放军，战士都靠着墙根儿坐着休息，热情的老百姓给解放军送水、送吃的，解放军不停地唱歌，很快就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解放军进城不忘在老百姓中做宣传，派一些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胡同里、街道两旁教人唱革命歌曲，学唱的大都是一帮孩子，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好像是“骂了一声蒋介石，出卖中国人”什么的。

因为有战争，那时候北京各方面都很落后，小时候我姥姥领着我到东口崇文门大街看大汽车，等半天来不了一辆汽车。崇文门门楼下是火车道口，来了火车放下栏杆等火车过去才能走。那时候堵不了多少车，连人都不多。搁在现在，别说八九分钟，有一分钟车就堵到天坛东门去了。

后河沿有许多传说，据老人讲河边原来都是垃圾，死猫、死狗甚至死孩子屡见不鲜；打架斗殴、杀人犯罪也司空见惯。有个叫李狗子的青皮和叫棒子面儿的流氓打架，动武之前李狗子脱衣服刚把胸口露出来，棒子面儿不按规则，一攮子捅进去，李狗子就这样死在河沿，棒子面儿逃跑了，从此杳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