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四：聊一聊关于“特赦”的话题

一位名叫“齐浩凯”的网友问了一个问题：有关这次大阅兵，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特赦，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没听说过特赦的事了，能不能对此聊两句？

大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在封建王朝时代，不论是盛世、登基、立太子，总之，只要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好事、大喜事，皇帝就很可能会大赦天下，比如贞观之治时，觉得天下太平，就大赦了一次。如此看来，其实大赦就是统治者有自信的表现，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是稳定的，我们正在昂扬向上，所以对于犯罪者，可以减免刑罚，以体现我们的宽容、大气等。

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经有过多次特赦，比如特赦过几次日本的战犯，还特赦过七次内战中的犯人和刑事犯人。在这里着重提一下新中国特赦日本战犯的事，大概是从1956年开始，特赦了几次。因为真正的日本战犯，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已经审判过了，东京大审判的时候，把那些最大的战犯都审了，南京大审判又审判了一大部分，而且该处决的都处决完毕，等到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该杀的、该审的、该判的都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那我们特赦的日本战犯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因为我们跟苏联很友好，苏联曾经打入了中国东北，把几十万的日本关东军都俘虏了，运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了，于是中苏建交后，苏联老大哥非常热情地把这些关东军交给了我们一部分，让我们自己来甄别一下里面有没有战犯。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苏联是怎么从这几十万人里，甄别出哪些人有战犯的嫌疑的，总之，苏联交给了我们900多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小兵，新中国甄别了很长时间，也没调查出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从1956年开始，就分批给这些人特赦，该遣返回日本的就遣返回日本。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那就是日本到底要跟谁建交？是跟台湾方面，还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把这900多关东军的战犯遣返回日本，也是要展示一下我们的宽宏大量，战争的赔款我们都不要了，还关着这么多底层的普通小兵干吗呢？除了苏联送回来的这900多日本“战犯”，阎锡山手下也留了一批被我军俘虏的日军，后来他们就替阎锡山打仗，也都被分批遣返回了日本。

这些日本小兵回到日本后的下场都不太好，因为日本人觉得他们是被共产党洗了脑的人，他们回到日本后，身后天天有警察跟着，工作也找不到，受了很多的苦，比“胜利的阴影下”那上百万直接被遣送回日本的人更惨，也许他们还不如那些被留在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日军呢。这些人中的极少数人，组成了一个组织，一直为了中日的友好而奔走呼号，但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回忆在中国的经历，恨不得跑到深山老林里隐姓埋名过一辈子。日本警察跟了这些人一段时间，后来也就懒得跟了。总之，这些在中国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待过的日军，回到日本后基本都失去了联系。

然后是在我们的内战中，我军俘虏了大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得到特赦的呢？是在大约新中国建国十年的时候，也就是1959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已经完全恢复了自信，台湾反攻大陆的希望也非常渺茫了，这些人被放出去也不可能再给国民党当内应了。于是，就在1959年国庆大阅兵的时候，新中国的十大建筑落成献礼，还有大批的电影献礼，比如《红色娘子军》等，就在这样的时刻，进行了一次特赦，不仅特赦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还特赦了一批刑事罪犯，当然刑事犯里不包括重刑犯，比如杀人、放火、强奸这种超过五年的犯人是不能特赦的，特赦的都是短期刑犯，这些人回归社会是没有危害的。总之，一共特赦了30多人的战犯，其中不仅有杜聿明、宋希濂，还包括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

第一批特赦的都是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的。当然也有个别表现不太好的，比如杜聿明，他被捕的时候就准备自杀的，在监狱里用大板砖拍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蒋系的，也是黄埔系中最中坚的核心将领，一定要有点骨气。杜聿明他们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被特赦之后放出来的待遇都不错，基本后来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去写《文史资料选辑》。他们写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看过，我家里有大量的不能对外公开的出版物，都是这些人写的，当然也有他们写的回忆录，杜聿明写的回忆辽沈战役、回忆淮海战役等。

1959年特赦了第一批，之后又分别于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特赦了六批，共七批。这些被特赦的都是高级降领，和在监狱中表现得比较好的人，包括王耀武，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头子德王，以及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副总司令李守信，还有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剩下的都是一些死硬派，就是连个悔过书都不肯写的，只能继续关着。但被特赦后放出来的这些人，待遇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高级将领都能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其他的回到各个省去当政协委员，闲着没事写写回忆录，参观参观祖国的大好建设，做一点统战工作。但是除了1959年那一次特赦了一些刑事犯之外，后面的这些次特赦的都是俘虏的国民党、伪满洲国、伪蒙的高级将领和官员，其实就是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