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胜利的阴影下 5.我真的是内奸吗?(第3/4页)

总而言之,没有国王的法国,在战后审判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争议。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到底谁是法国的合法政府?按理说应该是前者,但审判的时候认可了后者。大量听从维希政府命令的人被判处了死刑,甚至贝当元帅本人也被判了死刑。大家知道,“一战”时贝当元帅在凡尔登指挥战役,挽救了整个法国,是法国人民心中最大的英雄,如今要判他死刑,法国人民内心接受不了,所以后来把死刑改成了流放,贝当最后就跟拿破仑一样,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不过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快就死在了岛上。

贝当逃过了死罪,但维希政府的总理和部长都被枪毙了,这些人临死前都高呼着“法国万岁”。仔细想想,他们犯什么罪了?败仗是军人打的,也不是他们打的,维希政府主要是贝当元帅在主持,他们只是协助维持,而且毕竟也守住了法国一半的土地。中国也有相似的情况,战后中国在南京审判的时候,陈公博和陈璧君争辩,败仗不是我们打的,最后我们还从日本人手里争取到了一点权利,为什么要判我们的罪?当然了,维希政府后来做了一些可耻的事。

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大量的法属殖民地就跟了“自由法国”政府,德国觉得维希政府没有用了,所以1943年以后,德国进入了法国南部,将法国全境都占领了。法国舰队可是比德国舰队强大多了,就算维希政府投降了,舰队也没有投降,而是停在法国南部最大的军港——土伦港。结果1943年德军占领了法国南部,强大的法国海军再也无法忍受了,坚决不肯向德国缴械,愤慨地全部自沉了,只有一两艘正在地中海航行的军舰,投奔了英国海军。

以上是维希政府的复杂情况。再看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政府,他这边问题也很多。最困扰戴高乐的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少将,地位是不够的,所以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也不够,而且他还面临着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抵抗德国的战斗中,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政府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当时抵抗德国的法国地下游击队,基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戴高乐是个极右的反共分子,他就相当于公子重耳,被秦军护驾回了晋国。共产党当然不拥护戴高乐了,这么多年的苦战,都是我们共产党在组织法国游击队,现在战争胜利了,你要以合法政府的身份自居,还要统治整个法国?那可不行。

所以战后清算的时候,戴高乐始终坚持不懈地声称,每一名法国人民都是抵抗德军的,只是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加入了游击队,有的人选择了流亡,等等。总之,戴高乐希望团结整个法国,但他本人在军事上没什么建树,根本控制不住国内的混乱局面。当时法国全境都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不仅法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意大利、荷兰、丹麦,到处都在报复内奸,歌颂英雄。大家想想,荷兰有什么抗德英雄?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一个叫王二小的小英雄,把日军引到地雷阵里同归于尽,可歌可泣,荷兰歌颂的英雄就太可笑了,德国人跟荷兰人问路,荷兰人指错路了,于是这个人就成了抗德英雄。

然而到了最后,法国共产党却被苏联出卖了。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游击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1945年战争胜利后,希腊爆发了内战,意大利和法国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内乱的危机。但在举行雅尔塔会议的时候,丘吉尔跟斯大林划分了势力范围,英国出卖了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同意波兰的一部分归苏联所有,斯大林也出卖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再支持他们。于是,法共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不得不向戴高乐缴械了,否则以戴高乐的力量,根本不是武装强大的共产党游击队的对手。希腊的内乱,则是英美联军用枪炮,把希腊流亡政府和国王弄回来了,镇压了共产党的起义。

写到这里,我想再跟各位读者分享一个西方人的有趣观点——哲学家和作家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的区别。

首先是哲学家,大家都知道,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特别高,永远是俯视全人类的视角,所以哲学家最讨厌民族主义。当德国占领军入侵的时候,哲学家都没有逃跑,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生活。比如萨特写的《占领下的巴黎》,就是以俯视人类的角度切入的,他在书中幽默地写道:你看德国人来了,他们也会听歌剧,听到激动的时候也会鼓掌,而且德国人也很有绅士风度,会给女性开门,在地铁里也知道给人让座,而且德国人长得也很漂亮……于是,有一天,当一位英俊的德国军官给法国女士开门的时候,女士情不自禁地对军官笑了一下,回过头立马感觉到不对劲,她竟然对敌人微笑,心中不禁充满了负罪感,回家赶紧听英国的BBC电台,培养一下民族仇恨。对于萨特和大多数哲学家来说,战争是一件无所谓的事,甚至好多哲学家还支持纳粹,比如海德格尔,因为他们是站在上帝的视角在俯瞰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