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母亲不是犹太人（第2/5页）

“如果你想要以犹太教的方式教育基兰或我们未来的孩子，我不介意。”我听见自己这么说。

他深情地凝视我的双眼。我立刻就后悔自己方才许下了这个承诺。我想收回，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想要大喊来表示，虽然我不信奉神明，但印度教文化仍然对我很重要，而我也希望把这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就在那些年里，热情与孤寂开始交织出第一道纱线，纱线最终编成了一张在我们婚姻里反复出现的织锦。我们的情感起伏不定、难以预测，时而出现的高峰令我们持续相互迷恋，然而当无可避免的低潮降临时，这份不确定亦会撕裂彼此，让我们不知不觉间成了受害者。我开玩笑称里欧是“和平斗士”，因为在我看来，他一心一意地把国际事务置于家庭之前。起初，我很轻易就愿意为了他而牺牲。当时的我充满大量的青春肾上腺素，扮演一个女超人对我来说是种享受，身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还得同时兼顾BBC的工作；而他只须专心在中东替许多英美新闻社担任特派记者。但是当我的“和平斗士”爱人提议我们全家搬离英国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里欧说他无法想象自己永远在伦敦生活，他研读阿拉伯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在英国首都老死、腐烂，比起在这个污秽的都会中生活、缴贷款，他有更高的使命要完成。我当时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心想离开伦敦对我没什么损失，既然我能把孟加拉国的一切抛在脑后，在伦敦自在地建立我的第二个家，那么只要家人能团聚，要在其他地方打造“第三个家”也不是难事。于是我离开伦敦，前往摩洛哥，只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里欧的工作都集中在其他地区，于是我和儿子经常长期独自待在一栋寂寞的滨海房屋里，屋里仿佛有一千扇窗户，而大西洋的冷风不分昼夜地灌进屋里。因为我们还没安顿好，厨具、家具、木炭全都付之阙如，所以我们在壁炉里烧报纸、烧海边拾来的漂流木，一度甚至烧起旧小说；我们还得用热水瓶煮鸡蛋。我们的住处距离首都拉巴特（Rabat）搭公交车要三十五分钟，而我们还没有租车。然而里欧这位大记者跑去跟科菲·安南[15]参加一项联合国任务，在北非各国巡回，留下基兰与我两人瑟缩在滨海住宅里，面对大西洋恶魔的讪笑。

我撑了一年才离开拉巴特，丢下里欧回到伦敦。那一年里，我常幻想自己是《北非情人》[16]的女主角。我试着融入这个人人头戴土耳其毯帽的中古世纪之城，并且在马拉喀什（Marrakesh）色彩缤纷的市集里与地毯业者讨价还价，又或者走在拉巴特乌代亚（Udayas）旧城区里的蓝白巷弄内，在那里大西洋猛烈冲击岸边，仿佛要毁灭岸上马穆鲁克（Mamluk）所建造的壁垒。然而当我游走北非街头时，身后永远跟着一个唠叨、不受控、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他总爱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找卖蜗牛的？我这次想吃二十六只。”他之前的最佳纪录是十八只。这道摩洛哥佳肴摊后的男人对我说：“你儿子会让许多女人心花怒放。”据说这道蜗牛汤加了十四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草药。他只是想与我们攀谈、闲聊，但听见这句话只会令我加速离去。基兰与我漫步回古老的城市迷宫内，继续与摊贩喊价好消磨时光。我永远无法勇敢地把一切抛在脑后，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摩洛哥中世纪古城的迷宫之中。当漫漫长日将尽，我会拖着酸痛的双腿带着儿子搭上行驶于滨海公路上的公交车返家。吃下两打蜗牛的他如今睡在我大腿上，一想到他如此信任我，我的心就被罪恶感与自我怀疑压得不断发抖。

离开摩洛哥之后，我非常迅速地在伦敦重建生活。我有一份全职新闻编辑的工作、一位德国保姆。突然之间我的生活有了全新样貌：儿子、保姆与我三人一起生活，而我奔走中东的丈夫每两个月会来探视我们一次。我的伦敦生活十分繁忙，我有知己好友，还有一份很棒的工作。这样看似完美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

我穿梭在社交聚会与摇头派对之间；我和我最亲密的友人3一位名厨兼中餐食谱作家，一起烹饪，一起在伦敦各高级餐厅享用美食；里欧旅外工作期间，我屡次幻想要以出轨作为报复，但终究未曾实现；我努力尝试在伴侣缺席的日子里独自享受生活，但仍宣告失败。最终，当我们的宝贝女儿玛亚在基兰出生八年后诞生时，我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在伦敦如此过下去。身为两名幼子的母亲，我想紧紧跟在里欧身边，我开始想象自己可以当个更知足常乐的女人，可以像我母亲一样放下所有的自我需求，像我婆婆一样信任丈夫，盲目效忠丈夫指派的工作与任务。我脑中不断想着：“BBC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为了爱，为了守护这份幸福，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我只想沉浸在与里欧共处时所感受到的浓烈幸福之中。我当时在新闻编辑室任职区域编辑，正处于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但没多考虑便申请了停薪留职一年。我的上司们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叛徒。他们不但视我为得意门生，还升迁我的职位，我却背叛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