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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旅馆,仁波切宣布,他不要立刻上路,需要做两个小时的冥想。显然,这是个特别的日子,是他所传承的某位大师的转世纪念日,摩诃-巴巴-某某-吉还是什么的,名字被我忘了。他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脸上挂着超大的、乐不可支的笑容告诉我这个消息,在传递完这条喜讯之后,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坐”。他说,他已经在房间里设好一小块清静之地,有枕头可以坐,甚至还有足够的枕头给我用,因为这是多么好的一间酒店,是他住过最好的,有许多枕头,还有好大一间干净得一尘不染的淋浴房。

“我就算了。”我说。

“算什么?”

“这次我就不做了。”

“我可以给你展示我们谈到的巨大快乐。你自己眼见为实。”

“谢了,不用。等你准备好了就敲我的门。两个小时,对吧?”

他竖起两根粗手指,微微一笑,点点头,但他当时看我的方式已经不同。我最多也只能这么描述,他的眼里有一定的权威,与真诚的喜爱完美融合在一起。直到旅途的那一刻——哪怕就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还能轻易地把他划为一个傻瓜,一个小丑,一个傻笑的人,但现在,就好像他拨动了内在的一个转盘——只是些微转动——可笑的层面就魔法般地挥发了。他仍在傻笑,活动面部肌肉,像健美爱好者活动三头肌一样,他的举止仍时常像个九岁的男孩。但我开始把那想成是他的表演,我开始,仅仅是开始,察觉到表演之下的什么,某种力量,某种掩饰下的尊贵,是旅程的头两天里我没有意识到的。

但我还是听不得什么纪念日、传承、两小时的冥想。我还是不能像他表现的那样,确信他那个版本的天堂和地狱;我还是不受诱惑,拒绝去“坐”。不,我非但不坐,还要斜靠着。我靠在白色的柳条床上,电视开着,电子钟一目了然,旅馆的两个好枕头塞在头后面。我用那种冥想的姿势度过两个小时,研究美国的晨间电视节目。

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帮助我们。如果真有上帝的话,如果他,真的在留意我们如何过活的话(我被抚养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那样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相信),那么他——或者她、它——会怎么想这些电视节目上呈现的现代生活呢?三个人坐在一张沙发上,主持人在他们的前面,撺掇他们。这几个人从左到右依次是:丈夫为了保姆跟她离婚的妻子,丈夫,保姆。对话包含这样的内容:“呃,如果你知道怎么对待一个男人,而不要一天到晚像个泼妇一样,或许他还会留下!”观众在欢呼起哄,像斗兽场里的罗马人,听到最肮脏的字眼时掌声雷动,主持人给他的三人组施压,煽动他们,最终,在荒谬的恶意高潮,保姆和妻子伸手越过丈夫,互相扇拍起来。丈夫试图阻止她们打架,然后落荒而逃;女人们获得五到十秒钟激烈的武斗时间,直到保安冲进来拉开她们。这一切都有种伪造的真实感,就好像绝对是真的,也可能就是。或许真有人太渴望上电视——现代的神坛——以至于他们愿意把家丑拿到别人面前炫耀,也有人渴望成为狗血剧情的一部分,坐在观众群里欢呼大叫。这都是为了其他勤勉的美国人着想,他们在工作日的早晨除了坐着看电视,没有更宏大的目标。最终受益的是公司的股东,做家具抛光油的,卖纸尿裤、洗衣皂的,或者卖药的,让你睡得更好、能量更充沛、更少焦虑,以及掏钱让整个俗丽彩球继续转动的人:新的节目被开发出来,新的主持人被发掘受训,新的嘉宾——悲惨、绝望,相当漂亮——从这片伟大土地的各个角落被挖出来。

行,随便他们消磨时间,我才不在乎,只不过电视就像一个国家的晴雨表,我热爱这个国家,为它担忧。我躺在那里,回忆起父母带我们去参加北达科他州一个印第安保留地的太阳节。那个地方叫联合部落,我想,在新市镇。等我们看完唱歌跳舞,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爸爸发表了一番评论,说自从印第安部落统治这片土地到今天,我们进步了太多。现在有农场了,他说,以前只有水牛。农场里有电话和电视、拖拉机、飞机、药品……而在过去,什么都没有。你从早干到晚,打猎、捕鱼、缝纫、做饭,一年唱几次歌,跳几次舞,打打仗,再讲和。“看看我们现在,”他说着把手挥到挡风玻璃旁,指向一片连绵的中央腹地,“看看这一切。”

“看看我们现在。”我对电视说。但我用了生命中的两个小时来看它。

两小时零五分过去了,仁波切敲门。我有点想邀他跟我一起看下一个节目,但退房时间到了,我们那一天还有很远的路要赶。于是我起来,关上电视机,感觉异常空虚,没有能量,没有动力,没有希望。我环视房间,确保没有落下东西。T恤、一双袜子、老花镜……还有向仁波切尽可能展示我所深爱的美国的欲望。